材料   在镇压太平天国和经办洋务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款项由地方自行支配，而未向朝廷“奏销”。朝廷虽多次谕令各省奏报，但收效甚微。1906 年，传统的户部和1903年新设的财政处被合并为度支部。1909年初，朝廷颁布《度支部清理财政章程》，在度支部设立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作为中央与地方专门负责清理财政的管理机构，并由度支部向各省派出监理官，以加强督促管理。此后，各省先后编辑、完成了《财政说明书》，详细统计了各省收入的田赋、漕粮、盐课、关税等款项和支出的廉俸、军饷、教育、巡警等款项。各省财政经过爬梳整理，渐有眉目。1911年，清廷又依据《试办全国预算暂行章程》，编制出了各省和全国的预算。由于财政赤字大幅上升，朝廷在核定预算时，对地方支出大幅核减，督抚纷纷“致电反对”。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材料   民国成立后，知识界普遍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由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识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闻、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斯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建设进入新阶段。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权力重组，将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结构，“村民自治”得以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形态，由“单中心治里”模式逐步走向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模式。

——摘编自王晓莉《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羊与有效性初探）等

3 . 材料新中国建立之初,对于属于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反革命分子、战犯、汉奸的房产,根据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公房公产统一管理的决定》和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决定》等,政府道过多种方式进行了接收和管理调配,形成了公有房地产。对于普通城市居民的私有房产,1949年制定了《关于城市房产、房租的性质和政策》,承认和保护私有房屋的所有权,总体上允许并鼓励私有房产出租,同时对房租进行管制。1953~1956年,政府对私有房产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用于出租的私有住房被界定为生产资料,从而被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范畴。1953~1957年,随着重点工业项目的兴建,许多城市,特别是新兴的工业城市,陆续修建了一批职工住宅。总体来看,1949~1957年,政府投资建成住房面积共1100余万平方米;除1955年、1956年外,城市住房投资占当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均超过9%,1953年甚至达到12%以上。

——摘编自裴凌罡《从民生视角看新中国城市住房供给制度变迁》

材料   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处于分裂制据状态，国人对中央政府无法寄予厚望，转而以地方自治的模式谋求国家统一。省宪制定是联省自治运动的重要标志，湖南省是第一个开始制定省宪法的省份。1921年12月，在湘军总司令赵恒锡的支持下，湖南省宪法草案经全民投票通过，并于1922年1月1日正式实施，此后湖南省举行省议会选举和省长选举。湖南省之外，四川、浙江、广东、福建、江苏、江西、湖北、安徽、云南、贵州、广西等省也相继提倡省自治与立省宪的活动。一直到1926年7月，湘军将领唐生智宣布废除省宪、解散省议会，喧腾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画下休止符。

——摘编自赵兴胜、徐畅等著《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

材料   新中国成立时，米制、市制等各种计量制度并存，不利于国家政权统一、政令畅通，不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从1954年5月开始，“为讨论有关推行米突制和计量单位中文名称问题”，先后召开了16次会议，参加讨论的有40多个部门，为最终解决计量单位中文名称命名问题奠定了基础。1955年10月，国家计量局主动与多个部门协商，成立了推行米制委员会▪▪▪▪▪▪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条例草案》和《国务院关于推行米突制的决议草案》等文件。1959年3月19日，国家科委向国务院建议采用国际米制作为中国基本计量制度，保留市制，废除英制和其他旧杂制。同年6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确定国际公制（米制）为我国基本计量制度。为做好贯彻执行工作，《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新计量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为什么要统一计量制度》的文章，两篇文章都评述了统一计量工作的重要意义和过程，强调了国际公制的优越性。

——摘编自黄庆桥等《1959年：新中国计量制度走向统一》

材料   公元560年，北周宇文邕为帝，是为武帝。572年，宇文邕杀宇文护，亲自掌权。周武帝是一个有才能的皇帝，他掌权后，做了许多改革，如整顿吏治，释放奴婢，严惩隐瞒田地、户口的官僚、地主，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加强中央集权，积极训练军队。他还发动对佛、道二教的打击，烧毁大量佛像和佛经，强制三百余万僧尼还俗，寺院占有的大量田地被没收，寺院占有的大量人口要向国家纳税服役。

——张岂之《中国历史（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 从清末建警开始，历届政府当局都在不断加强警政建设，持续进行的警政建设在不断完善制度的同时，也在寻求更广范围的改革。1923年，国际联盟出于侦察拐骗妇孺案件的考虑，向各国“劝用”女子警察。一批最早在思想突破禁锢或为生计所迫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的女性，成为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且其职业范围呈现日趋扩大的趋势。

1931年，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命令，首都警察厅开始先行试办女警，并令中央警官高等学校酌收女生。女警职责主要针对女性调查户籍、检查行李以及救护妇孺、维持风化，必要时配合男警进行要案侦探。举办女警被提上日程后，相关的训育及时跟进，无论是训育方式还是训育的内容，都有比较明确的指向。

——摘编自孙静《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警政改革视域下的女子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