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镇压太平天国和经办洋务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款项由地方自行支配，而未向朝廷“奏销”。朝廷虽多次谕令各省奏报，但收效甚微。1906 年，传统的户部和1903年新设的财政处被合并为度支部。1909年初，朝廷颁布《度支部清理财政章程》，在度支部设立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作为中央与地方专门负责清理财政的管理机构，并由度支部向各省派出监理官，以加强督促管理。此后，各省先后编辑、完成了《财政说明书》，详细统计了各省收入的田赋、漕粮、盐课、关税等款项和支出的廉俸、军饷、教育、巡警等款项。各省财政经过爬梳整理，渐有眉目。1911年，清廷又依据《试办全国预算暂行章程》，编制出了各省和全国的预算。由于财政赤字大幅上升，朝廷在核定预算时，对地方支出大幅核减，督抚纷纷“致电反对”。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材料   民国成立后，知识界普遍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由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识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闻、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斯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建设进入新阶段。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权力重组，将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结构，“村民自治”得以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形态，由“单中心治里”模式逐步走向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模式。

——摘编自王晓莉《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羊与有效性初探）等

材料   建武六年（30年）六月，刘秀下诏：“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更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这道诏今颁布之后，效果是“条奏并者四百余县，吏职成损，十置其一”“并官省职，费减亿计”。除了并县之外，刘秀还裁撤了许多官职。刘秀改丞相为大司徒，后又删去“大”字。改丞相为司徒，这不仅是名号上的更改，而且是权力上的削减。地方废去郡都尉，州牧改为州刺史，俸禄由两千石降为六百石。建武十三年（37年），降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为鲁公。建武二十六年（50年）春正月，“沼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刘秀“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而各州之刺史常以八月循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

——摘编自减云浦《略论东汉初年的改革》

材料   1956年6月16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拉开第二轮工资改革的序幕。新一轮工资改革依然要求基本工资按照等级划分，新合营工厂企业也应用新的国家等级工资标准。“使熟练劳动和不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轻易劳动在工资标准上有比较明显的差别”“适当扩大高等级工人和低等级工人之间工资标准的差额”。《决定》提出，必须改进企业奖励制度，强调“按劳分配”，将奖励与个人生产效率切实结合起来，达到“促生产”的效果。同时，对部分特殊时间内的工人工资作了明确的规范，还发布了停工津贴的暂行规定。1957 年9月，工资改革基本结束。通过这次改革，全国机关、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的工资制度实现了初步统一，各地区、各部门也统一了内部的工资制度。

——摘编自孙洁《1950年代工厂工资改革的利弊及影响》

材料   1908年美国社会党政纲中政治上的要求如下：

无限制的男士平等选举权。

废除美国最高法院所篡夺的审查立法是否合于宪法的审议权。国家法律只能由国会的议决或全体人民的复决，撤销或废除之。

制定进一步保证普及教育和保全健康的法律。

一切法官由人民选举，任期缩短。（法官）颁布禁令的权力应马上通过法律限制之，我们所能强制实行以脱离资本主义的这些措施只不过是工人夺取全部政府权力的准备，使他们可以因此掌握整个产业系统，以取得他们理所应得的遗产．

——摘自《1765-1917年的美国》（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

材料 东汉末年，封建割据势力混战，洛阳、长安等地“粮食并尽，鸡犬无余，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出现了“战乱、农废、土荒、人饮”的现象。建安元年（196年），曹操“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民屯“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司马之上逐级为屯田都尉、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中央则是大司农总领，自成一系统，不属郡县。军屯以军士耕种，完全按军事组织原则组建。它采取了国民两便的利益分配办法，规定：凡使用官牛的，官得产量的六成，民得四成；不用官牛的，产量“与官中分”。屯田实施第一年，就得毅百万斛。曹操于是下令广泛推行屯田制，对整个北方的政治经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摘编蕭云岭《曹魏屯田制略析》

材料   钱法在明清时期经历了式微——重整——式微的起伏过程。15世纪中叶以降，旧钱、制钱都被允许流通。在通货紧缩与政府铸钱稀少的背景下，铜钱私铸行为屡禁难止。16世纪中后期，明朝全面重整钱法却不断遭遇挫败，制钱多被排挤出税收领域，行钱地带狭小等问题突出。18世纪，清政府对于铸钱制度不遗余力地坚持，对制钱铸造管理采取中央两局为主、各省为辅的分散铸币方式。通过增减制钱投放来调适银钱比价、调整税收领域的银钱搭配方式和比例等措施，清政府间接对白银进行“软”调节。从币材的采购到铸币过程的管理再到制钱的投放供应，清政府建立了严密的管理制度，制钱在不少地区取代白银成为新的本位币。不过就整个环节而言，清政府对于铜钱的制度管理面临较大困境。18世纪后期以降，钱法再度走向式微。

——摘编自仲伟民、邱永志《十六至十九世纪中日货币流通制度演进路径的分流》

材料 公元前24世纪上半叶，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著名的城邦拉格什发生了迄今所知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有成文记载的改革一乌鲁卡基那改革。改革前夕，王宝贵族、祭司贵族和世俗贵族大肆剥削和压迫平民，使其处境日益恶化，与奴隶相差无几。乌鲁卡基那上台后，下令赦免了那些因欠债、欠租而被监禁的公民们。尽管债务奴隶制在他在位时一度被废除，但却并未从此绝迹。据铭文记载，乌鲁卡基那曾把面包和酒作为固定口粮发给手工业者行会。乌鲁卡基那仅在位约八年，完成了九个建设项目，其中包括一座手工作坊和数座庙宇，这些庙宇同时也是交换产品的集市。他在位期间，挖了两条运河一伊得尼娜都运河和尼普尔运河，而且把这两条河连接了起来。他还颁布关于水井的公用、灌溉系统的整顿、植物的栽植等条例。乌鲁卡基那主要从经济上略加改善下层平民的处境，而奴隶地位没有得到一点改善。随着拉格什的灭亡，乌鲁卡基那的改革措施逐渐消失。

——摘编自刘英伟《乌鲁卡基那改革与梭伦改革的比较》

材料   北宋进一步改革了医疗福利制度。设立翰林医官院为中央最高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地方也设有医官，政府要求这些机构“散药饵以救民”。医疗福利制度主要由政府建立，而宗族、邻里等组建的民间机构也发挥了辅佐作用。北宋医疗福利机构主要服务于皇族、官员、军人和处于贫苦状态的平民百姓。其中皇族、官员、军人享有较高水平和较为全面的医疗福利保障，而对贫民则通过安济坊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北宋还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病者利益不受侵害。王安石新法中的“市易法”，将药品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禁止不法商贩操纵药物，以假药、次药牟利坑害百姓。

——摘编自杜菁《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

材料 从清末建警开始，历届政府当局都在不断加强警政建设，持续进行的警政建设在不断完善制度的同时，也在寻求更广范围的改革。1923年，国际联盟出于侦察拐骗妇孺案件的考虑，向各国“劝用”女子警察。一批最早在思想突破禁锢或为生计所迫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的女性，成为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且其职业范围呈现日趋扩大的趋势。

1931年，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命令，首都警察厅开始先行试办女警，并令中央警官高等学校酌收女生。女警职责主要针对女性调查户籍、检查行李以及救护妇孺、维持风化，必要时配合男警进行要案侦探。举办女警被提上日程后，相关的训育及时跟进，无论是训育方式还是训育的内容，都有比较明确的指向。

——摘编自孙静《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警政改革视域下的女子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