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金代以农为本，金世宗采取措施以保护和发展农业。平定契丹起义、结束对南宋战争后，裁军归农。大定二年（1162年），即诏谕“盗贼或避赋及避摇役在他所者，并令归农，及时农种，无问罪名轻重，并与原免”。后又诏复各地流民还乡，官给以田。开始时每年遣官劝各地猛安谋克农事；后来恐有烦扰，令各地职官劝督，必令自耕，精勤农务，以给自足。弛放牧地，令民开垦。若放纵牧畜毁坏民田农桑，虽亲王、公主及势要之家，亦由地方官立加惩断。同时，除海陵王时弊政，免除苛捐杂税，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南北和议后，金世宗于1168年正月下诏增设榷场，输入物品以茶、丝织品、药材、米为大宗，输出物品主要是人参、貂皮、北珠、绢罗。金世宗曾对宰臣说：“或言铸钱无益一所得不偿所废。朕谓不然……新币日增，公私俱便也。“1178年，铸钱名曰大定通宝，其质量胜过以前的钱币。1180年正月，确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1185年金世宗从上京回来，时宰臣说：“朕闻辽东，凡人家食盐，但无引目者，即以私治罪。夫细民徐买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办，或询诸民，从其所欲。”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3 . 材料   战国初期，韩国“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群臣吏民无所适从，导致国力贫弱。公元前355年，韩昭王任用申不害为相，实行改革。申不害相韩19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等

4 . 材料 新文化运动时期，部分学者将中国国力的衰败归罪于普遍较低的识字率及结构复杂的汉字，汉字简化运动开始兴起。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快经济建设，文化普及成为当务之急。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64年颁布《简化字总表》对将近2000个常用汉字进行简化，平均笔划从11.2笔下降为9.4笔。根据中央“尽量用一个宇替代多个字”的指示，简化方案大量合并汉字：“发”同时作为“發（发fa射）”“发（头发fa）”的简体字。随着单字表意准确度的下降，只能搭配进词组中使用，形成“字简词繁”的负面效果。而且民间自主简化、类推简化的风潮四起，大量混乱的字形带来了沟通的不便。随着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70年代之后继续颁布的简化方案逐渐被废止。1985年后汉字简化的热潮时告一段落。

——摘编自陈炽洪《试论汉字简化的失误》

西魏以来鲜卑族入居中原，建国后举行了大规模地改革，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遵古礼。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九命。典章制度也按中原体制补阙、拾遗，创新和改旧，使得西魏“朝章渐备，学者向风”。宇文泰则以太师、大冢宰的身份，总揽朝政：以“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名义，逐步完成府兵的建置，总领全军，使鲜卑民户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这不但提高了府兵的地位，而且把分散的关陇豪强和私家武装、乡兵陆续纳入府兵系统，且以汉族豪强为统帅。这不但增强了西魏的军力，巩固了政权，而且为后来北周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编自孔毅《西魏北周改革述评》

6 . 材料 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了筹办“新政”的上谕，并陆续颁布了整顿吏治、废除科举、派遣留学生、办理警务等法令，从而拉开了警政建设的序幕。

1902年5月，袁世凯参照外国的办法，在保定创设警务总局一所、分局五所，挑选五百巡警分布城厢内外，直隶的警政建设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同年，袁世凯在天津设立巡警学堂，聘请洋人充当教员，并编译外国有关警务书籍，教授警务知识，令各局巡警学习。次年，将保定巡警学堂并归天津，改称北洋巡警学堂，培养巡警官弁。其后又增添河巡、马巡、暗巡和消防队等，把警察制度推广到各府、县及铁路，在全省建立起警察网。

袁世凯的首创被清政府当作经验推广到全国，广西、福建、上海、浙江等地纷纷仿效。警察制度成为国家机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侯宜杰《袁世凯传》

7 . 材料   张之洞自1889年底出任湖广总督以后，便开始在湖北办书院、建学堂，在这方面的活动一直走在全国各省的前列，所谓“鄂省学堂学务冠于各省”。他不但新创了两湖书院，而且逐渐将旧式书院改章，在书院课程中增加西学内容，按“中体西用”的模式把书院改造成学堂；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一些专讲西学的新式学堂。但是，这些学校不仅数量有限，在学制上既不成体系，又与近代教育所追求的普及化目标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湖北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便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规范化的学制体系。1898年前后，张之洞先后派人到日本考察学校。显然，张之洞制定湖北学制是要根据赴日考察人员的报告而有意识地仿照日本学制。1902年，张之洞与湖北巡抚端方会衔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和盘托出一个湖北学制体系。这也是随后张之洞参与制定全国性的新学制的一个重要动因。

——摘编自牵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学制的制定》

材料   清末，中国封建主义盐务管理制度已“弊窦百出”，加上清王朝垮台，政局混乱，省自为制，“盐枭活跃，倍徙平时”，至1913年时，“盐务腐败，已达极点”。

为此，北洋政府开展了广泛的盐务改革。1913年12月，公布《盐税条例》，将从前各项课税名目一律删除，改征统一税，统一税率每担2.5元。同时，又对盐场进行进行整顿，裁撤产量少，质量差的不合格盐场。1914年2月，又公布了《盐务稽核总、分说章程》。章程规定，在北京设立盐务稽核总所，在各产盐地方设立稽核分所。“征收一切盐税盐课”。1914年，北洋政府开始在直隶、河南两地74县废除封建专商垄断的运销体制，实行自由贸易。此后，全国各地又有一些县陆续开放了食盐贸易。到1931年，全国已有近半数的县实行了自由贸易，同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新盐法》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任何人，不得垄断”

——摘编自丁长青《民国盐务史稿》

材料   建国后，教育事业一定程度上受到“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旧教育观念的困扰。1949年12月开始，党中央明确提出将劳动教育作为培养新时期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全国中小学由此掀起劳动教育热潮。如河南省汤阴县鹤壁完小语文老师李栖鹏讲《斯达哈诺夫》一课时，强调学生应该学习斯达哈诺夫的劳动精神；马焕然老师在讲历史课时，以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巨大意义启发学生。少先队组织了《劳动就是幸福》《歌颂我们祖先的劳动》等大队活动，出了《劳动是光荣的事业》的队报。学校利用晚会向学生介绍了曲耀离、李顺达等光荣劳动事迹。在不影响学习和健康的前提下，指导学生植树、种花、布置教室、打扫卫生以及搬砖和砌路。增设以科学实验、手工雕刻等为主的“手工劳动课”。

——摘编自陈彤彤《刍议建国初期我国中小学的劳动教育》

材料 蒙古汗国统治时期，各地自行发行纸币，币制杂乱。忽必烈即汗住后，决定统一钞法，改革币制。中统元年（1260年）十月，印造中统宝钞，以银为本，与银并行流转。民间交纳赋税都用宝钞，原旧钞限期尽数收换，不再行用。设立交钞库作为兑换机关，可钞银互易或以烂钞易新钞，所换银货即储库作本。中统五年（1264年），诏令禁止民间私相买卖金银，后又禁用铜钱。设立平准库“主平物价”，掌管金、银、钞兑换。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攻破临安，忽必烈诏令在统治范围内禁用铜钱，并颁行钞法于江淮等处，收兑江南流通的纸币。至元十四年（1277年），明令伪造宝钞者处死。终元之世，中统宝钞“盖常行焉”。

——据穆鸿利《简论忽必烈的币制改革与元代钞法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