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59年3月，国家对西藏的民主改革拉开帷幕。此前的西藏地方政权，由少数僧侣和贵族掌握政治权力，广大农奴缺乏基本的人身自由。从1959年3月到1961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陆续制定一系列文件，废除原各级政权、寺庙、贵族的一切封建特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逐步建立县、区、乡农民协会.由农民协会领导民主改革，逐步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废除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和宗教界人士⋯⋯通过改革，西藏完成了从农奴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跨越，西藏人民享受到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改革为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有学者称：西藏民主改革是“1949年前后席卷中国大陆的人民民主革命在西藏的继续”，也是一场不亚于美国林肯废奴的重要宪法性事件。

——摘编自常安《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材料       汉武帝初年，随着经济发展，一大批大工商业主崛起，实力雄厚。汉武帝对这些巨商非常反感，认为商人都是些见利忘义之徒，不愿与国家共克时艰。多年对匈奴的征战消耗巨大，国库早已空虚，汉武帝最终在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颁布了告缗令。

所谓告缗，是指鼓励民众举报商人的偷税漏税行为。告缗令规定，凡瞒报收入的商人一经查实即查抄全部财产，其中一半归入国库，一半奖励举报有功者。一时间告发商人成为社会风潮，甚至成为普通百姓的一条生财之道。经过近10年的告缗，全国富商大部分已被消灭。

《汉书·食货志》称朝廷通过告缗“得民财务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但民间商业在如此残酷的打击下被摧毁殆尽，市场凋零。告缗制度由一开始针对富商，很快扩大到几乎全部的商人阶层和有产者，最终导致稍有积蓄的家庭都被波及。社会上告密、诬陷成风，诚信沦丧。告缗令成为酿成汉武帝末年巨大社会危机的诱因之一。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

材料   文帝即位之际问题很多，如臣重君轻、匈奴侵边、诸侯王坐大等。针对这些问题，汉文帝采取了柔缓、德孝和刑威思想治理国家。在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后，他鼓励老百姓勤劳耕作，采取了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和宽简行政、平狱缓刑的措施，凡事尽量做到温和、宽厚，以柔缓思想治国。同时，他不仅要求人们在言行方面服从统治，而且要在内心顺服。于是，他增强人们的德孝意识，让人们对“德”与“孝”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了适应统治需要，汉文帝用武力维持了较好的社会秩序，实现了国家安定，有效保障了其治国政策的顺利推行。三种思想和实践相互配合，发挥了积极作用。汉文帝的治国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汉文帝仁君形象和西汉文景盛世形成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周世霞《汉文帝治国思想及实践研究》

材料   北宋之盐法,变化无常。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和嘉祐三年(1058年)，范祥先后两次奉命主持陕西盐政,进行盐法改革。凡原来禁盐的地区,一律恢复商运、商销,并将商盐销区扩大到缺盐的川蜀地带。停止商人用粮草等物买盐，一律改为缴纳现钱,官府以盐付偿,援以支盐凭证——盐钞,商人可持盐钞到指定盐产区领盐。该政策推行一段时间后，盐价时高时低，范祥上奏皇帝在京城汴梁设置都盐院管理盐务,依靠都盐院掌管的部分食盐来平抑、调剂盐价。当时市面上,青盐价贱而味佳，商贩争相购买，盐利外溢，范祥募人采购青盐，用“入中”优价办法，由政府控制起来,禁止私售。范祥的盐法改革取得了多方面的综合性效益,包拯称赞该新法“于国有利，于民无害”,成为后世盐法改革的模板。

——摘编自 刘伯午《北宋范祥盐法改革浅探》

材料 租庸调制是唐前期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对作为自耕农的成丁课以定税的税制。它规定,每成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丁户逃亡,租庸调制地位日降。唐中期“安史之乱”(755-763年),造成了经济大破坏,国家赋税收入大减。随着大理财家刘宴对财政大力整顿,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大。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正式颁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以“量出制入”为征课原则,“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产为征课对象,以货币计税,夏秋两征,钱粮和绢部同。

——摘编自瑶喜臣《试论租唐调制到两税法的变革》《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