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秦国的强邻魏国进行了变法改革，走向了富国强兵之路，而秦国却不断出现纷争和内乱。“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秦国在诸侯竞争中更加被动。至秦献公即位时，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局面。秦献公（前384-前362）决心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大力进行改革。废除人殉制度，迁都栎阳，初行为市；编制户籍。推广县制。秦献公的锐意改革，阻止了秦国的颓势，使得国力提升，君权加强，有了与中原各国.特别是与魏国竞争的能力。献公改革的成效振奋了秦国君臣的精神，为进一步深入改革指明了方向，减少了阻力。献公壮志未酬身先死，其子孝公继承了先父的遗志，在改革的道路上阔步向前，终于将秦国带上了富国强兵，一统天下之路。

——摘编自高士荣《秦献公：战国时期推动秦国兴起的前驱者》

材料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有人对此前国民政府颁布的新盐法是否适合于非常时期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鉴于国难日重，且各国经济政策亦多由自由趋向统制，故对新盐法的施行，“尚应妥慎研究，不宜轻于尝试”。他们极力宣扬专卖制度的优点，认为其不仅具有突出的财政收入职能，而且具有优良的经济及社会政策功能。嗣后财政部对于盐政改革问题，转而倾向于实行专卖政策。1942年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盐业专卖制度，盐业专卖制度使国民政府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作为经济统制的一部分，盐业专卖制度不仅有利于维持战时盐业生产，而且对调剂供销、控制盐价、防止垄断等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夏国祥《近代中国盐政改革思想初探》等

材料一   1930年至1931年，国民政府提出，西南各省土司凡能直接改县的地方，须直接设县管理。1931年国民党提出在边地屯垦与移民实边。云南先后修建了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滇黔公路等相继通车。教育部要求四川、云南、西康三省制定边疆教育三年计划。但西南各省组建的边政机构五花八门，如云南机构称“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贵州机构名为“边胞文化研究会”，川康机构则谓“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这些机构在行动上各自为政，政令更难以贯通，加上其他因素，国民政府治理西南效果大打折扣。

——摘编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二   从1949年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民族自治地方纷纷建立起来。截止到1965年，全国共建立起五自治区，若干自治州、自治县（旗）。1984年5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修改，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熟。这种成熟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全面的实施；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摘编自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演进》等

材料   1855年，英国、泰国签订不平等的《鲍林条约》，它规定，英国在泰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之后，从1856-1868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同泰国签订类似的不平等条约，由于泰国没有一套近代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一直成为列强拒绝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最强硬借口《鲍林条约》签订后，受商品经济的冲击和西方观念的碰撞，涉及到泰国的方方面面，这是泰国传统的法律体系不能满足的。具有西化倾向的朱拉隆功国王，希望通过法律改革，加强对全国的控制，使得王权得以巩固。1874年，朱拉隆功的法律改革拉开序幕，经过前期改革，泰国出现了新旧法律机构并行的“双轨制”现象，给法律改革带来许多麻烦和混乱。1895年，朱拉隆功又推行了更为全面的法律改革。泰国的法制改革对于整个泰国社会意义巨大。改革使泰国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初步确立，现代法律制度的若干原则在泰国得到实施和运用，1909年《泰英条约》规定英国放弃在泰国的领事裁判权。泰国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废止领事裁判权的亚洲国家。

——摘编自魏贵华《朱拉隆功的法制改革与泰国现代法制的初步确立》

材料   晚清的改革变法从浅层次到深层次、低层次到高层次，再到全面系统的展开，沿着“更法”（整顿旧法，革除弊政）到“借法”（效法西方，变计），再到“变成法”（变革陈旧的法令制度），直到“改中法为西法”（改弦更张，建立新制度、新国家）的轨迹向前推进。封建专制制度的堤坝一旦动摇溃决，洪流就一泻千里，不可阻挡。洋务新政动摇了根基，戊戌维新变法打开了缺口，清末变法新政（推行新政）和立宪运动（政体改革）与民主革命潮流汇合，这个堤坝也就彻底崩溃。

——摘编自徐松荣《晚清改革：从“借法”到“变法”》

1916年4月张作霖出任奉天督军兼巡按使，处于“资力之薄弱，国家债务费比例之庞大”的不利局面中。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混乱局面，张作霖颁布《收销各县私贴章程》《查收私贴考成办法》，下令取缔各类杂币私贴在奉天省流通，提高了东三省官银号发行奉票的地位，取消殖边银行、华富银行、商业银行的纸币发行权，实行统一的奉票货币，整顿金融市场，稳定财政秩序，维持奉票的信誉，保证奉票的垄断地位；开垦荒地，奖励移民，扩大农业生产，扩大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此外，张作霖还下令将奉天省内的矿山开采权完全收为官营，又废止了严重亏损、将来没有收益希望的官营事业，经营不善的官有财产，如有归民经营必要的，尽快归民管理，减少损失，开源节流。通过这些整顿，不仅克服了财政危机，改变了金融混乱的局面，还一度出现“仓廪足，治安宁”的景象。张作霖时期奉天省财政金融整顿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张作霖在财政金融形势好转后推行穷兵黩武的政策，毁掉了可喜的改革成果，盲目实行高税收的财政政策，使城乡居民税负沉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奉系军阀的贪占使公财大量被转化为个人的私财，公共资金大量流失。奉系军阀的财政、金融改革失败了。继任者张学良再度面临严重的金融和财政困境。

——改编自《张作霖时期奉天省金融财政整顿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