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北魏时期(494年)大臣韩显宗上言：古者四民异居，欲其业专志定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工伎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久而混淆。今闻洛邑居民之制，专以官位相从，不分族类。夫官位无常，朝荣夕悴，则是衣冠、皂隶不日同处矣。借使一里之内，或调习歌舞，或讲肄诗书，纵群儿随其所之，则必不弃歌舞而从诗书矣。然则使工伎之家习士人风礼，百年难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态，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称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训。此乃风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选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度地居民，则清浊连薨，何其略也!今因迁徙之初，皆是空地，分别工伎，在于一言，有何可疑而阙盛美!

——摘编自《通鉴纪事本末》

材料清末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使得中国传统审判制度与现实社会的行进很不协调。伴随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矛盾激化，民变不断，民众呼吁更公正的法律制度的出台。新兴资产阶级希望政府通过法律形式保护他们的一切，以便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西学翻译著作进入了中国人的视域，使中国人从学识上认识到了西方审判制度的先进。清末新政期间，朝廷派出考察团队学习西方审判制度，出台了效法西方的实体法律，比如《民律草案》《大清商律草案》等。经过法部和大理院的争论和博弈，最终明确了独立审判制度不受任何机构的干涉。《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明确规定，法官审案务必根据证据进行断案，所有证据必须在法庭上检验辨别真伪；规定了所有审判务必公开进行。《大清法院编制法》中规定了判案中原告与被告均可以请律师辩护的原则。清末审判制度改革建立起了我国审判制度和审判机构最基础性的框架体系，推动了我国审判制度和司法实践的近代化发展。

——摘编自周海燕《清朝末期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历史考察》

材料为了统一党和政府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同时由于各解放地区的差异性，党中央决定将原先分立的各解放区政权适当合并，于1949年前后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及华中行政办事处等大行政区人民政权，形成一种大行政区制度。大行政区政府大都成立于由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转折时期，决定了其自身建设由根据地的游击式政府向正规化政府建设演进。各大行政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则可以看做是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总起来看，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里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民政权体制，是新中国诞生前所进行的一次政权建设的实践和探索，具有重大的创制性意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财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与启示，它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摘编自黄建红《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行政区制度研究》

材料   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体力劳动者与董事长间的工资差距是1：20。到80年代初期，四分之一最富裕的家庭占有全国总收入的一半，而四分之一最贫穷的家庭仅占6%。当时法国穷人的比例高达14．8%（穷人的标准是全国平均收入的一半），约有789万人。因此，1981年密特朗上台后，首先改善穷人处境，提高他们的收入。据统计，从1981年6月到1984年7月，共11次增加最低工资，工资额从每小时15．20法郎增加到23．84法郎。

1982年1月，议会通过每周39小时工作制和每年5周带薪休假法案。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政府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国有化政策，采用对股东赔偿的办法，将5大工业垄断公司、两大金融公司和36家存款额在10亿法郎以上的银行收归国有。为平衡国家预算收入，政府还实施了“让富人多交税”的税收改革。由于工资增幅较大，加上带薪休假增加，这大大提高了生产成本，导致法国产品竞争力降低，企业经营困难增加。其中，大型国有企业1983年亏损303．42亿法郎，1984年亏损306．22亿法郎。

——摘编自徐鹤森《试论密特朗执政初期的改革》

材料大观元年（1107）正月，蔡京“复拜左仆射”开始着手整顿崇宁五年（1106）以来被荒废的各项货币政策，“复广、患、康、贺州旧铸夹锡钱监”，恢复夹锡钱的铸造和通行，国内货币市场内流通的夹锡钱数量再度迎来铸币高峰。同时蔡京也对小钞的定位做了调整，“勘会外路当十钱诏不行使路分，民间私有当十、当五、当三钱并限今来指挥颁到日，限一月纳换，除官铸钱以小钞给还外，其私铸钱计小平钱三文足，或愿依中卖铜价者听，并以小钞给之；给限满不纳入官，或限内私相交易者，依私铸钱法施行。”即以一当三，若超过兑换时间仍持有私铸当十钱，就以罪论。这是蔡京逐步淡化小钞吸收当十钱的重要举措。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民间流通的当十钱必然不可能尽数交纳，但是实际上宋廷给予百姓的补贴也是比较适配大钱实际价值的，也能够吸引百姓前往兑换。所以这条诏令的实际意义就在于否定民间对当十钱的私铸，同时肯定了官方当十钱的再次流通，这对打击民间盗铸行为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齐德舜《蔡京货币改革与陕西路金融体系的崩溃》

材料   所谓蠲免赋税，就是对按照规定应交纳的赋税实行免征。康熙年间，蠲免政策普遍实行，蠲免赋税成为常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玄烨提出“欲使民生乐土、比屋丰盈，惟当责以蠲租”。于是从第二年开始，常常“一年蠲及数省”或“一省连蠲数年”，而且对这些省份往往实行“普免”，即全部免征当年的应纳赋税钱粮，至于区域性的蠲免更为普遍。据户部统计，至康熙五十年止，全部蠲免“共计逾万万”。蠲免政策当然首先对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有利，而对一般佃户来说，虽然也多少减轻一些负担，但由于他们无地或少地，本来就不承担赋税，蠲免轮不到他们头上。而他们主要是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对佃户的地租并未减少。针对这种弊端，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兵科给事中高遐昌提出对佃户的蠲免问题。于是康熙帝下令“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英国内战结束后，以克伦威尔为首的清教徒取得了国家政权。此后近20年，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并进行改革，成为19世纪中叶英国教育大变革的预演。议会下令创办了一些新学校，建议每一个大城镇中至少有一所大学或学院，济贫院的孩子每天也要学习2小时。财政拨款18000英镑用于提高教师待遇，减少教师流失甚至紧缺情况。课程设置上，建议学校教授逻辑、修辞、历史、英文、哲学、法律、算术、地理、数学、音乐、天文、诗歌和医药。国家除了资助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强调感知的重要性，反对死记硬背等思想。但因其教育改革目标过于宏大，加之王政复辟，改革进程很快中断。

——据喻冰峰《清教革命背景下的英国教育》

材料   魏末以来，百姓“唯兵革是闻”，统治者“惟刑罚是用”。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宇文泰接受了苏绰“治民之本，先在治心”的建议，改革诏书中首先就强调“先治心，敦教化”。与此同时，宇文泰又提出“恤狱讼”，要求治狱之官务必“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宇文泰用人上有一个明显特色，不论原先属于哪个集团，不论民族、出身，量才而用，一旦任用，以诚相待。西魏还将役龄由十五岁改为十八岁，并规定“丰年不过三旬，中年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在革新政治的同时，宇文泰在思想文化领域还进行“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的革新运动以倡导儒学。

——摘编自施光明《宇文泰改革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