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秦朝推行的“二十等爵”制，始创于商鞅变法时为奖励军功所设立的军功爵制。汉承秦制，继续沿用“二十等爵”制，但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曹魏末年，专权的晋王司马昭为取代曹魏政权，“深览经远之统，思复先哲之轨，分土画疆，建爵五等，或以进德，或以酬功”。此次改革仿照《周礼》，设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把爵位封授给支持司马氏的群臣。受封者获得民户数量不等的“封邑”，爵位由子孙承袭。“自骑督已上六百余人皆封”。由此，面向文武官员的“五等爵”制确立。通过五等爵分封，司马昭对曹魏朝廷中的大臣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区分，将那些倾向于司马氏的大臣与其他曹魏大臣明确区别开来，成为司马氏建立晋朝的前奏。

——摘编自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秦“二十等爵”制和曹魏末年“五等爵”制所反映的思想流派。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秦“二十等爵”和曹魏末年“五等爵”的授予对象，并简析两种爵位制的各自作用。

6 .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汉武帝的诸多统一政策中，包含年号的制定。此前的纪年方法是，将新君即位后的第二年作为元年，以在位年序纪年。皇帝在位时没有特定的名号，如汉景帝在位的第三年即称为“二年”，与其他皇帝的“二年”难以区分。此外，诸王国各以诸侯王之年纪事，更易产生混乱。汉武帝首次“封禅”泰山时，创制了“元封”年号，将当年称为“元封元年”，朝廷所定的年号通用于全国所有地方，后世根据年号也能明白是哪一年。此后，直到清朝末年，年号制都被沿用，且影响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据（日）宫崎市定《中国史》等

（1）根据材料，说明汉武帝改革前后纪年方法的区别。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武帝年号制改革的历史意义。

7 .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1949～1966年，国家制定了科技政策，积累了发展科技的经验。此后很长时间，正常的科技工作遭到破坏，造成了轻视科学与文化知识的社会风气。1977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国家科委成为统管全国科技工作的机构。在《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中央“号召全国青少年奋发努力，学政治、学文化，树立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风气”。同年，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制定了新的留学政策。1978年11月，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要求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1981年12月，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成立，从宏观、战略方面统领全国科技工作，统筹安排全国科技规划，组织管理全国科技队伍，协调各部门工作。此后，各地、各部门的科研机构和科技管理机构也纷纷恢复和创设。

——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77～1981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77～1981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8 .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19世纪后期，近代警察制度从西方传入中国。清代社会治安由八旗、绿营、衙役以及保甲、团练等承担。近代湖南治安尤难，地方官向来重视，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维新运动颇为活跃。1898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参照日本警察制度与租界巡捕制度，在省城长沙创设了湖南保卫局。根据《湖南保卫局章程》，保卫局由官商合办，职责是“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其机构设置实行三级体制，即总局、分局、小分局。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保卫局被清廷裁撤。

——摘编自韩延龙等《中国近代警察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湖南保卫局创建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湖南保卫局相对于以前的治安机构有何不同。

9 . 历史上的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清代前期，正一品文官年薪俸银180两，正七品知县45两，正九品官员33两。这些银两除养家糊口外，还要支付随从、幕僚的酬金及办公费用，普遍入不敷出。各级官员在征收田赋等税收时，以各种名义额外加征。这些税外之税，小部分作为各级衙门的办公经费，大部分被各级官员据为己有。“大州上县，每正赋一两”，额外加征“银一钱五分、二钱不等”；部分州县“数倍于正额”，以致引发民变。雍正帝认为，与其暗取而多征，不若明定其数；与其营私而中饱，不若责其办公。他决定改革，明确规定加征的税额，统一管理，用于发放以“养廉”为名的津贴。养廉银的数目，视职位的高低及岗位的重要程度而定。总督每年约二万两，州县官每年也有两千两左右。用作办公经费与官员薪水补贴。官员的合法收入大幅提高。
——摘编自黄惠贤等《中国俸禄制度史》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清政府建立养廉银制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养廉银制度的作用。

10 .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期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欲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两税法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税法与唐前期的赋役制度相比有哪些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