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80年代后，科举制度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传教士觉得如果想要控制和引导中国社会改革的方向，就必须为科举制度改革提供合适的方案。于是他们提出了种种改革科举制度的设想。传教士欲效仿文艺复兴时期借复古求解放的形式，主张复辟古时乡举里选制度，恢复科举考试的传统科目，并以传统实学为考试内容，丁韪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认为，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但它需要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学校重在育才，而科举重在选材。二者是相辅相成，但在科举社会中二者却混为一谈。学校沦为科举之预备场所，科举成为学子之最后归宿，因此有些传教士提出予新人才以旧功名的设想，从而把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整合为一，以达到变革科举之效。尽管清政府迫于形势而不得不变革科举，但科举改革仍然步履蹒跚，传教士企图通过设立新的考试制度作为示范来推进科举改革。

——杨齐福《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

材料   西魏苏绰当政时，逐渐确立了一套新的户籍登记制度。新的户籍包括户口、土地、赋役三个部分。在户口方面，要完整地记录各户的人口情况，不受田、不纳租不服役的中、老、小、黄家庭成员，甚至死亡、迁出的成员，都要无遗漏地进行登记。土地、奴婢、耕牛过去是资簿登记的重要内容，现在也被列入新的户籍统计之中。在土地方面，详细登记受田的丁男、丁妻、丁婢的口数；应受田若干、未受田若干，受田中麻田、正田、园宅各若干，受田率是足或几分未足；受田人所受各段土地的亩数、方位及四至。在赋税方面，包括每户的户等，全家人口的详细情况，全家应纳租、布、麻数量等内容。由于苏绰创造的这种户籍制度格外强调各种统计数字，所以被称为“计账户籍”。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太行地区历来贫困落后，又面临着日本侵略者长期残酷的掠夺、封锁和军事进攻，经济受到极度摧残，边区的财政经济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邓小平从太行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财经建设的具体方针政策：在各项生产事业上，实行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建设方针；提出厉行节约，实行生产和节约并重的原则；全面实行统筹统支，严格财政纪律，杜绝挪用公款公粮现象；规定一切机关、部队均不得直接向人民筹粮筹款，所需经费由政府供给；经济生产事业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同时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允许以相当的收益归各生产单位所有；积极开展劳动竞赛，推广“责任制”，组织军队支援群众生产，建立各种互助合作组织等。

       ——摘编自任敬东《邓小平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探析》

材料   王韶（1030—1081年），北宋名将。宋神宗曾派王韶对西北地区进行治理。熙宁三年（1070），王韶向朝廷建议在秦州成纪至渭源的沿渭水一带地区招募弓箭手营田，用所收物产来辅佐军费，被朝廷采纳。到了熙宁五年初，营田已取得了开闲田百顷的初步成效。熙宁三年（，王韶建议在秦凤路边缘地区设置市易司，将蕃汉贸易的部分利益收归朝廷，“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十万贯”。这一提议在朝廷内外引起了争议，由于王安石的支持，宋神宗最终采纳了王韶的建议，在古渭寨设置了市易司。熙宁七年二月，王韶言：“通远军自置市易司以来，收本息钱五十七万余缗，乞下三司根磨，推奖官吏”。熙宁五年五月，王韶建议在通远军设置蕃学，以汉法教育蕃酋子弟；熙宁八年，“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购地十顷，岁给钱千缗，增解进士为五人额。从之”。王韶对西北地区的开拓经营，对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对当今的边疆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摘编自王连旗《论王韶对西北地区的开拓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