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总裁宋子文在开幕典礼的致词中强调，中央银行直辖于南京国民政府，“而非隶属于财政部”。中央银行自成立起，便力图使政府各项收入全部存入该行，并且特别规定财政部所辖各机关所有公款均应从其他银行转存中央银行，若须解缴税款，亦应交由中央银行汇解。中央银行以“铲除”在华国外银行的“恶势力”为由，分别训令海关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将关、盐税款（主要作为庚于赔款等的抵押）一律转存中央银行，从而较顺利地从外商银行收回了关、盐税款的保管权。虽然中央银行发行的是印有上海地名的钞票，但该行数次咨文国民政府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宣布中央银行钞票“无论缴纳赋税公款、清偿债务、各项买卖，一律通用”。另外，它昭告民众：中央银行钞票准备十足，持券人可在银行营业时间内，无限制地随时兑现金。1929年1月，中央银行又获得发行辅币券的专权，其他各银行均不得涉足。

——摘编自吴景平《宋子文与中央银行》

材料   东汉初年，中央军队以南、北军为核心，但由中央直接指挥的还有三支比较特殊的军队。建武六年(30年）“罢郡国都尉官”，取消郡国四种常备军和每年一度的都试制度， 郡国军队只用于维持地方治安。据《后汉书》载：“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未尝复言军旅”，“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甲兵，敦儒学。”建武十三年(37年）后，相当于三公地位的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还有前后左右将军不再常设，只在战时临时任命。南阳太守杜诗上书：“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刘秀采纳了杜诗的建议。但东汉地主豪强有为数不少私人武装（部曲和家兵），每年二三月份或八九月份，地主对他们的 私人武装进行战争训练。

——摘编自漆侠主编《大一统初期的变奏曲》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随着时代变迁而演变。下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的发展脉络。

——整理自卢德生、王垚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的演变》

材料   1547年伊凡四世执政时，国家权力分散，阶级矛盾尖锐。他在“重臣拉达”辅助下，颁布新法典，强化司法机关，吸收城市居民参加审判，规定中小贵族受国家法律保护，但没有限制波雅尔（封建大贵族）土地所有制。中央设立衙门制度，衙门虽然由波雅尔担任，实际掌权人由军事服役人员遴选，逐渐形成宫廷服役人员集团。地方机构改革主要推行地方自治，废除食邑制度，从各地封建贵族、商人、手工业者和国有农民中选举的“地方司法税务官”，对中央政府负责。随着改革的深入，波雅尔分裂势力达到与中夫分庭抗礼的地步，“重臣拉达”权力也日益加强。伊凡四世解散了“重臣拉达”，全国实行“特辖制”，对波雅尔实行恐怖统治。伊凡四世也因其雷厉手段被称为“伊凡雷

——摘编自何红《俄国伊凡四世改革研究》

材料   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采取的重大决策。2000年，中央决定在安徽以省为单位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开。2004年“一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黑龙江、吉林两省随后进入试点，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两减免”是指免除农业税、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三补贴”即：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进行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农村税费改革由此转向逐步降低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2005年，全国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延续两千多年的农民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到此结束。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材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重点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是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1983年，中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即“改革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1988年，文化部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使用了“文化市场”的概念，文化市场开始在国内孕育成长，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改革的起步阶段，我国确立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根本的政治原则。在这一时期，党对如何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文化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孙泽海《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及内在逻辑》

材料   蔡元培1917年开始在北大实行改革，他的改革对五四运动来说有着与《新青年》的创办同等重要的意义。北大源自康梁创办的“强学会"，直到1898年5月才以“京师大学堂”之名成立，所有学生均从上等官员或已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中录取。学生把大学看作是官场晋爵的跳板，而不是做学问的场所，对于大半由官僚而变成的教授，评论的标准不是教学和学问，而是官阶。蔡在1917年1月的就职演讲中指出，学生来到大学的目的是寻求学问而不是为了发财或做官。他宣布治校的三点方针。第一，学校是学术机构，研究并不仅仅意味着引入西方文明，也包括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不仅是保存“国粹”，而且要以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第二，学生不应把大学视为旧的科举制度的替代，也不应忽视自身专业之外的课程。第三，大学应维护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在此基础上，学校招聘了观点不同的教授，整个学校基本上是由教授而不是行政人员或官员管理。

——据周策纵著《五四运动一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材料   明清赋税普遍征银，百姓所缴的银子由于纳税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块的碎银为主，各州县衙府汇总上缴国库时，要将碎银熔炼成大块，在碎银熔炼过程中发生损耗。州县官吏要求百姓补足这部分“火耗”，于是在应缴税银之外，纳税人还要多缴一些。

火耗最早出现在明朝，清朝初建时曾宣布禁止征收火耗。康熙年间，朝廷曾多次派以清廉著称的大臣到各地禁革重耗，但结果是“革火耗而火耗愈盛”。最后皇帝也只得默许。按照碎银熔炼损耗规律，一般损耗率在1％-2％左右。然而州县官吏实际征收的却比这个损耗率要大得多，到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一般达到三四钱，最高达到七八钱。针对火耗盛行的原因，雍正实施了“火耗归公”的制度。即由各省督抚将全省各州县的耗美提解集中，由督抚统一支配。一部分用于官员本俸不足的津贴，因其有助于养威廉耻，故名“养廉银”；其余部分用作各级地方政府日常开支和弥补地方财政亏空。“火耗归公”的改革在雍正朝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乾隆即位后在坚定推行该政策的基础上，将地方火耗收入全盘置于中央的严密监督之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中央权力的全面介入不仅未能巩固“火耗归公”的成果，反而使“火耗”之弊愈发难以控制。

材料   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一批仁人志士追求汉字简化，甚至期望实现拼音化，在他们看来，是繁杂的汉字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自1956年由国务院颁布正式推行。《汉字简化总表》对汉字的简化方式大致有简化原字、简化偏旁、废除今字保留古字、合并同音字等四种。据统计，原有的繁体字平均每字16画，经过简化之后，平均每字降到10.3画，减少了35%的笔画。在7000个常用字中，有简化字2235个。简化字约占现代汉语用字的三分之一。《汉字简化总表》的积极作用在于大大地简化了笔画，减少了用字，便于识字，提高了书写速度。实施简化，有利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汉字简化总表》的制定者的主导思想仅仅是把汉字看作是记录符号，追求把每个字的笔画限制在10画以内，所以简化笔画往往顾此失彼。

——摘编自杨新生《汉字简化的回溯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