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的医疗卫生管理日渐颓废。20世纪初，中国新式知识精英积极倡言发展医疗卫生，其中俞廉三在奏设医学堂时指出：“医术一门为人生性命所关，中国医学最精，以向未专立学科，渐致失传。”1905年，民政部成立后，设卫生司，负责医疗卫生，并对医疗卫生建设作了相应的规划并建立了多种新式医院，各地相继创办了一批官办医学校，同时还颁布了《预防时疫清洁规则》《管理饮食物营业规则》等相关的专门法规。在民政部的指导下，各地举办了清洁卫生、学校卫生、防疫等公共卫生事业并倡导进行医学研究。由于整体观念与制度的落后以及受制于人才和财力，新政时期的医疗卫生政策只能是中国近代医疗卫生政策的发端，只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实施，取得一定成效，促进了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李传斌《清末新政时期的医疗卫生政策》

材料   日本侵华前，太行地区手工业较发达，各地就地取材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如造纸、熬盐、采药、酿造、陶瓷、皮革、丝织、草帽、竹业等，几乎遍布太行区各县。抗战爆发后，日伪严密的经济封锁和残酷的军事扫荡使太行抗日根据地手工业种类减少、规模缩小，无法满足人民生活需求。中共在根据地开始推行互助组、合作社这种新的生产模式，重新整合劳力资源；对有重大发明及创新者提出表扬并予以奖励，举办生产展览会宣传技术创新，将手工业工人、技术人员组队研究技术改进。采用公私联营、开办训练班、奖励劳动英雄的方式以提高群众生产能力和生产积极性。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手工业发展。

——摘编自岳谦厚、赵智荣《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手工业改革》

3 . 材料　　1901年初清廷正式颁布“新政”上谕，4月清政府设督办政务处，行政制度的实质性变革拉开帷幕。在中央，首先裁汰了各衙门的胥吏差役，停止捐纳买官，撤通政使司；在地方，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和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以及“徒有虚名”的漕运总督。与此同时，又创设了若干新机构、旧机构改组为新机构，如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1906年，清政府宣布“筹备立宪”，草案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的原则，要求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司立法之责；裁汰军机处和旧内阁，设十一部，掌行政之事；而“司法之权则专属法部”。这一草案的提出遭到守旧势力的拼死反对，最终基于对君上大权和皇亲贵胄特权的考虑，只增设“资政院”以“博采群言”，设“审计院”以“核查经费”，其余一概“毋庸更改”。1911年五月，在清政府行将崩溃之际，宣布“组织内阁”，内阁由皇帝任命的国务大臣组成。在厘定中央官制体系后，清政府企图通过改革地方行政制度“裁抑督抚之权限”，将“财政及兵马之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遭到大部分督抚的反对，收效殊微。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   姜尚基于东夷人的生活方式，在尊尚周礼的同时，创设了齐民乐于接受的新制。管仲承继了这一传统，主张国家治理“与时变，与俗化”。他既提出“法者，天下之仪也”，法不仅不与“道”相悖，实乃“道”的延伸，又强调“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认为只要上层统治者遵守法规制度，做好表率作用，则“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他还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利用齐地富藏铁矿、盛产鱼盐的地理便利，倾力发展冶铁及渔盐产业，与列国通商，所产衣履冠带供应天下，鱼盐运销海内。《史记·管晏列传》评价道：“（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据荆月新《齐法家兼容开放的文化品性及其养成》

7 . 材料隋朝建立后，儒家传统礼仪备受文帝的重视。礼部也因此屡次颁布律令，继承和发展汉代礼仪，使之更加细致，也更加系统化。隋文帝认为，道教思想中追求一体的理念和佛教一不可分的思想与儒家大一统的观念相吻合，因此下诏提倡和保护佛道两教。他摈弃了北周武帝用暴力武断压制宗教文化发展的做法，赢得了广大宗教信徒的支持，最大限度地争取到各阶层、各方面人们的拥护。隋炀帝担任扬州总管时，团结和招徕在南方有广泛影响的儒、道、佛三教代表人物，修订编纂因战乱散佚损坏的佛教经籍凡四藏，经卷近10万轴。此外，杨广的身边还聚集了大量南方著名文人，称为王府学士，竭力修撰书籍，凡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等，内容包罗万象。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通史》

材料一   西汉初年，“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淫侈之俗，日日以长”，北方匈奴的侵扰，国家安危犹在。贾谊向汉文帝上《论积贮疏》，引述管子“仓禀实而知礼节”来说明贮粮的重要性，认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并建议“驱民而归之农”，从而“富安天下”。

——摘自吴慧《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材料二   由于人口的膨胀，清朝粮食危机日益严重，统治者高度重视仓储制度的建设。国家专项粮食储备的有京仓、通州仓等，保证官俸、京城军粮供应。常平仓是清代最为重要和普遍的官仓，设于各直省府、厅、州、县，每年“春夏出粜（卖出粮食），秋冬籴还（买入粮食），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为确保常平仓在灾荒中有效发挥作用，清朝廷多次进行全国性的清仓查库。此外，还有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创建的社仓、义仓，分布于广大乡村和市镇。

——摘编自赵晓华《清代粮食安全政策及其实践》

材料   建国以来，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遵循集体保障、城乡有别的方针，分为定期定量救助和临时救助。前者主要是针对那些孤老病残人员和某些特殊救济对象，后者主要针对遭遇临时性、突发性变故致使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居民家庭。从大跃进运动开始，国民经济逐步遭到破坏，社会救助的相关款项也逐步停发。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救助工作遭到极大破坏，基本瘫痪。1978-1992年，通过强化政府责任，加快了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步伐，社会救助方式、标准、财政运行等技术层面的规定不断补充和完善，救助对象的瞄准更加精准、科学，救助政策的可操作性越来越强。1992-2007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获得全面实施，同时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和住房救助等专项制度相应得到增加和发展。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颁行，使中国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实现了规范化、法制化，社会救助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效，基本上实现了应保尽保。

——摘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救助政策变迁：历程、原因与趋势》

材料   清末，中国封建主义盐务管理制度已“弊窦百出”，加上清王朝垮台，政局混乱，省自为制，“盐枭活跃，倍徙平时”，至1913年时，“盐务腐败，已达极点”。

为此，北洋政府开展了广泛的盐务改革。1913年12月，公布《盐税条例》，将从前各项课税名目一律删除，改征统一税，统一税率每担2.5元。同时，又对盐场进行进行整顿，裁撤产量少，质量差的不合格盐场。1914年2月，又公布了《盐务稽核总、分说章程》。章程规定，在北京设立盐务稽核总所，在各产盐地方设立稽核分所。“征收一切盐税盐课”。1914年，北洋政府开始在直隶、河南两地74县废除封建专商垄断的运销体制，实行自由贸易。此后，全国各地又有一些县陆续开放了食盐贸易。到1931年，全国已有近半数的县实行了自由贸易，同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新盐法》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任何人，不得垄断”

——摘编自丁长青《民国盐务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