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0世纪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韩知古、韩延徽等人的帮助下建立政权。初创之时，辽境内除了有从事游牧的契丹、奚等民族，还有从事农耕的汉族。当时，“庶事草创”，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对此，神册六年（921年），耶律阿保机对大臣道：“凡国家庶务，钜细各殊，若宪度不明，则何以为治？群下亦何由知禁”，于是命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其中，“治契丹及诸夷之法”为适用于契丹等游牧民族的法律，即《决狱法》。该法由耶律突吕不奉诏编撰，为辽朝最早的一部基本法典，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不同习惯法作了调整，保留了不少草原传统法律条文。“断以《律令》”即沿用唐朝律法断案，适用于汉族。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通史》等

材料   （贞观）十六年（642年）诏：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梁之胄，不敦匹敌（配偶）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古时女子出嫁）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

（显庆）四年（659年）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范阳）卢浑、（范阳）卢辅、清河崔宗伯元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

——摘编自（宋）王溥《唐会要》

材料   晚清的改革变法从浅层次到深层次、低层次到高层次，再到全面系统的展开，沿着“更法”（整顿旧法，革除弊政）到“借法”（效法西方，变计），再到“变成法”（变革陈旧的法令制度），直到“改中法为西法”（改弦更张，建立新制度、新国家）的轨迹向前推进。封建专制制度的堤坝一旦动摇溃决，洪流就一泻千里，不可阻挡。洋务新政动摇了根基，戊戌维新变法打开了缺口，清末变法新政（推行新政）和立宪运动（政体改革）与民主革命潮流汇合，这个堤坝也就彻底崩溃。

——摘编自徐松荣《晚清改革：从“借法”到“变法”》

材料一   西汉承袭了秦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又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以使土地得以充分有效的利用，从而保证国家有充足的赋税收入。汉政府表彰累世同居，法律禁止父母健在的情况下子孙分门立户，魏晋时期，政府颁布了“户律”，实行编户齐民，将户籍管理法律化。宋朝实行都保制，王安石变法时期又实行保甲制度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宋朝有最为典型的特权户籍"官户”，它可享受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法等特权。元代以后，工匠被编入专门的户籍叫“匠户”。明代以户帖制与黄册制登记户口，将户口、土地和赋税三者合一。在管理上，明朝实行里甲制，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处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清朝康熙之后，随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赋税和户口之间的关系被土地所取代，户籍申报编制的经济意义降低。随着保甲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广泛建立，乾隆三十七年，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制度，代之以通过“岁计”了解各地户口增减情况，淡化了户籍的赋税功能，而强化了政治控制功能。

——江立华《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户籍制度经历了从建立到强化再到改革的演变的历程。户籍制度内涵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异化。“为土地改户籍”、城市户籍含金量不减反增等现象成为制约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人口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制度障碍，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成都市从2003年以来，先后进行5次改革，改革力度大，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其改革是采取先改内容再改形式，通过降低入户门槛及其他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顺利实现了二元户籍制度向一元户籍制度的转变，极大的推动了域内人口城镇化进程。成都户籍制度的改革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户籍本原功能，是一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创新典范。

——徐茂《人口城镇化视野下的成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

材料   拓跋焘（408一452），鲜卑族，北魏太武帝。他率军征战，统一中国北方。他在汉人地主官僚崔浩和道教首领寇谦之支持下，进行了一些汉化的初步改革。他大量任用汉人，创造了北魏一次任用汉人最多的记录。并下诏让鲜卑功臣“以爵归第”“更举贤俊，以备百官"，北魏政权中鲜卑贵族势力有所削弱，汉族地主势力有所增长。他下诏“蠲除烦苛，更定科制，务从轻约，除故革新，以正一统”“宜宽徭役，与民休息”，要求收税时“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他以道教为国教，又提倡儒学，建立了太学并祭祀孔子，下诏“宣文教”，要求王公以下百官，其子弟都要到太学学习儒经。拓跋焘死后，文成帝拓跋溶、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拓跋宏相继实施了改革。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