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君主们根据臣下的功绩来封官授爵，根据爵位高低来规定臣下的薪水。商鞅认为：“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秦朝建立后，一个一千石的官吏每年可得小米34250公斤，所得俸禄已经可以满足相当富裕奢华的生活了。到了汉武帝时期，俸禄以钱币而不是谷物的形式付给，有记载，丞相作为最高官员，月俸是高级官员中两千石的2倍，是中低级官员中六百石的20倍，是低级小吏的100～600倍。魏晋南北朝时期，俸禄内容复杂多样且多以布帛或谷物为主，且多个政权均因战时需要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百官的俸禄。唐朝官员的收入主要包括职田（朝廷拔给官员自主经营的田地）、俸钱和赏赐。此外，还实行公务用车制度，官员的差旅福利，甚至还有退休金。到了清朝，政府在实行“薄俸制”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养廉银”，并设置完善监管措施，形成稳固的俸禄制度。

——摘编自李博朱玉洁《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加之局部内战的巨额军费，使得开支不菲的官员因收入被波及而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国家的日渐沉沦及吏制的渐趋腐败，有识之士认为要想革新政治，必须对现行的俸禄制度进行必要的损益。在多方力推下，1869年颁布的《中国海关管理章程》一方面采取了中国俸禄制度按年计算的惯例，同时又引进了绩效工资的思想，体现了工资设计与职级高低、职务繁简相配合。外交官员的工资结构也抛弃了旧有的正俸、恩俸、养廉等名目，而是直接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拟定工资额，且按月支付，另外报销一定生活费和交通费。伴随着清末新政中的官制改革，清政府开始陆续实行工费、津贴、薪水制度，且改设各部门、各省份自行拟定养廉银数额，出现了如东三省奏定数额高出定额1.3～2万两的现象。

——摘编自鲍伟《晚清文官俸禄研究》

材料   1855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国，国内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借此对旧法律制度施加了巨大压力。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解放后的农奴出席法庭的次数大幅增加。1864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民事诉讼程序条例》等法案，谋求建立新的法律制度。改革以西欧国家的法律制度为蓝本，引入司法独立、陪审团审判等原则。由于是首次推行陪审团制度，因此相较于英国，俄国的陪审团只管辖相对重大的刑事案件，并且成员多数一致即可形成裁决，公诉人和被告在陪审团判决后可以提起上诉。陪审团制度使得农民能够和以前的主人一起坐在陪审席上，享有同等权利，拥有同等地位。改革后的俄国法院开始摆脱行政权对司法的干预，近代公民社会在俄罗斯逐渐形成。但沙皇却中止了改革进程，使得社会问题不断叠加和集聚，最终导致整个俄罗斯在内忧外患中崩溃。

——据杨莹《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研究》

材料   民国成立后，知识界普遍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由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识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闻、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斯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建设进入新阶段。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权力重组，将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结构，“村民自治”得以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形态，由“单中心治里”模式逐步走向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模式。

——摘编自王晓莉《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羊与有效性初探）等

材料   秦孝公之后的历代秦君，在秦孝公《求贤令》的基础上实行客卿制度，并由此确立起布衣将相格局，保证了拥护和支持变法的智能之士得以进入国家政权机关并成为主导力量。他们执行变法的政策与法令，有效保证了秦国法治路线的连续性，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宗室贵族专权的逆流，为秦国变法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保障。商鞅虽死而秦法未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客卿与秦君是一种基于交换关系之上的君臣关系，一旦不再符合秦国需要或触犯秦律，秦君便可以随时罢黜、惩罚他们。

——摘编自马卫东《秦法未败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