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重点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是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1983年，中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即“改革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1988年，文化部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使用了“文化市场”的概念，文化市场开始在国内孕育成长，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改革的起步阶段，我国确立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根本的政治原则。在这一时期，党对如何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文化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孙泽海《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及内在逻辑》

材料   中国的屋舍之税起源很早，且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先秦的“廛布”首向官府管辖市场中的商业用房征税。汉代的“市肆之税”指向官府和私人用房，既有商业性用房也有居住用房，具有城市土地利用、屋舍和经营税共征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店舍之征开始对房屋划分等级，屋舍之税的征收办法开始具体化。唐代“间架税”具有单一屋税的性质，征税办法的操作性强。五代十国时期“屋税”之名正式出现，且成为国家常赋。宋代确立城郭之赋以及宅税和地税的分野。由此，屋税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税目，改变了此前屋舍、土地利用和经营税混而征之的情况。这一嬗变，是我国古代城市不断发展、人口增多、城市建筑用途多样、城市空间结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结果。

——据吴晓亮等《先秦至唐宋屋舍之税嬗变研究》

材料   19世纪后期，外国银元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中国多次发生金融恐慌。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请旨在广东开设铸造局铸造银元。1894年，湖北省也开始设局铸造银元。1904年，为统一铸币权，清政府决定在天津设立国家造币总厂。清政府还设置币制局，负责统一币制等事务。1909年，度支部制定《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由大清银行垄断纸币发行权。1910年，度支部颁布《兑换纸币则例》，明确规定纸币的兑换发行权统一由大清银行管理，抛弃了宋金以来发行不兑换纸币的弊法，但滥发纸币的现象依然存在。同时，度支部拟订了《银本位币制则例》，建议七钱二分制为银元单位，还对新式币制的种类、重量、成色、铸造、发行以及流通等都做了具体规定。清末，由于赔款、编练新军以及举办新政等等，政府财政收支不断恶化，币制改革所需巨额开支无法负担。辛亥革命爆发后，政局变动，晚清的币制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摘编自邹丽霞《晚清的币制改革及失败原因》

材料   元成宗即位后不久，即发出崇奉孔子的诏书，新建文宣王庙于大都，并徙国子学于其中，同时增加了国子学的学生。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下诏减免当年包银、俸钞，以及内郡地税和江淮以南州县一半夏税。后来又多次下诏减免赋税，使社会矛盾暂时有所缓和。元贞元年（1295）七月，下诏告诫全体官吏，有再犯贪赃之罪者，罪加二等，从重处理。不久，又将对贪赃罪的处理改为罪加三等。成宗下诏罢征安南，释放了扣押的安南使节，着手缓和与周边各国的关系，放弃了忽必烈动辄征战、继续扩张的政策。对待贵族官僚则采取恩成并施的方针，下诏禁止诸王擅自干预地方政事。《元史》对元成宗的评价是：“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大德之治，几于至元。”

——摘编自邵远平《元史类编》等

材料   完颜亮迁都之后，在撤销都元帅府、改革金国军制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对女真传统旧制度进行改革，创立金国封建化新制度，适应中原封建体制与封建文明。完颜亮勤于政事，限制高官特权，诏令官员“兼职之俸，并不重给”，对执法如山、清正廉洁的官吏给予破格升官。正隆元年（1156年），诏令改熙宗朝所行三省六部制为尚书一省六部制，撤销中书、门下二省，不设平章政事官。金国地域原行政区划极不统一，随着完颜亮军权与皇权逐渐加强，逐步圈定金国五大京都制。1151年，完颜亮首创金王朝最高学府国子监，以“四书”“五经”及前四史最佳版本为教材，聘请汉儒名家做专职教员。此外，完颜亮还大力整顿因战乱而荒芜或流失的官田，指派纥石烈娄室等强官良吏快速查清官田的数量，然后放佃给无地农民耕种。1161年，完颜亮被杀，金世宗完颜雍继位，全面继承了完颜亮的改革措施，促使金朝步入了空前盛世，史称“大定之治”。

——摘编自刘肃勇《完颜亮改革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     1895 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主持编练新式陆军，由德国军官构成核心教官体系，参照德国陆军制度进行编制。《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朝以北洋新军为中央军、各省的新军为地方军，共编练三十六个镇（师），从编制、兵种、军官的配备等，一律仿照德国军队模式。至清朝覆亡时，所有练成军镇中唯袁世凯的北洋六镇装备与训练最佳，其军官“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1896 年，张之洞以两江调鄂的护军营为基础，又选募新兵，参用德国军制，开始湖北新军的编练。至1907年，湖北新军成为仅次于袁世凯北洋六镇的第二支强大军事力量。张之洞等还注重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和留学生，这给革命党人秘密向新军中输送革命分子提供可能。武昌起义前全国新军约有24.1万人，其中北洋系14.5万人，南方新军9.6万余人。

——摘编自赵乐交《浅谈清末军事改革的影响》等

材料一 为了治理黄河的水患，汉武帝采取了各种方法，甚而动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到黄河水灾的救助之中。元封元年汉武帝“方忧河决”，随即出现了“河溢皋陆，堤繇不息”的惨象，汉武帝不得不动用包括术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参与到水灾的治理。汉武帝是欲通过方士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根治水患。也许汉武帝感觉到触怒了苍天，在元封元年，汉武帝甚至要祭祀后土以求得苍天的庇护，他甚而认为“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除了，上述所谓的祈求苍天庇佑治理黄河水患外，汉武帝主要利用朝廷的大臣来治理黄河水患。如元光三年的黄河水患；“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在治理黄河水患的同时，为了安置灾民，汉武帝还采取大规模移民的政策，将遭受水灾的民众迁离本土，或者迁往漠北地区，或者迁往江南地区，使这些民众脱离了黄河水灾的侵扰，过上安定的生活。

——据薛瑞泽<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遇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材料 曹魏征收的锦、绢当为口赋和算赋的合并。不同的是汉制征收货币，魏制改征实物；汉制以丁为征收单位，曹魏把人头税等货币折成绢、布以后，如果把完整成匹的绢、布，断裂成零碎的片段来折合成人头税，不但计算起来存在着困难，而且碎裂不成整匹的绢、布，也不能再制衣服，这对人力物力来说，都是莫大的浪费，同时也由于东汉末年以来，剥削过重，逃亡者多，户较丁更不容易流动，也就更便于征调，故魏制以户为征收单位，并易其名为户调。户调实施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古代中国，家庭纺织业始终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和手工业是一直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政府编户齐民一部分都被世家豪族分割去了，政府的税源日益减少，封建政权自然更需要加紧对自耕小农的剥削，这样，就会既向他们要大量租谷，又向他们要超额的调绢了。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9 .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人民解放军长期处于临战状态。近30年来军队的主战武器、训练方式没有大的变化。1977年中央军委决定，统一全军上下的思想，明确教育训练的地位，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应该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全军在裁减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对编制体制进行重大调整。为适应多兵种合成训练需要，1989年全军颁发新军事训练大纲，首次对训练内容、训练方法步骤进行统一和规范，建立了现代条件下单兵、分队、合同战术和战役四个层次有机衔接的训练体系，实现了我军由注重单一兵种训练向注重多兵种合成训练转变。为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需要，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专家教授深入部队演兵场开展全军高科技知识教育和军事理论创新。2006年，全军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应自觉地主动地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全军和武警部队在着力提高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这一核心能力的同时，加强反恐、维稳、处突、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训练。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明显增强。

——摘编自《解放军报》2008年10月21日

材料   安史之乱以后，刘晏针对“时天下钱少货轻”“商贾不通”，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对唐朝的赋税制度进行改革。他提出了“理财以爱民为先”“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的改革思想。同时刘晏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主张选拔和任用一批坚决拥护改革，而又精通经济管理的人才。他制定了常平法，即根据年景好坏，“常年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与此同时，刘晏还采用因地区生产特点来确定税收方式的办法，以解决人民当时严重缺粮的困难。如，对于岭南深山、沼湖地区的人民，可以用竹、纸、漆器、绫锦等当地的土特产代替租税，把粮食留归民用；对于特别不便于运输的地方，让农民把货物集中到附近的产矿区，换取铜、铅等就地铸钱纳税。刘晏经济改革使唐中后期的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史称刘晏理财“以爱民为先”，富其国而“不劳于民”。

——黄玉生《中唐时期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