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由于计划经济下并无“市场主体退出”的需要，因此我国长期缺乏统一的破产立法。1985年，国务院在沈阳等地开始破产制度的试点工作。次年，长期经营不善、连续亏损的沈阳防爆器材厂成为全国首家正式破产的国有企业。同年年底，《企业破产法（试行）》颁布，但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难以全面回应实践需求。2006年，经过二十多年的积淀，从立法体例、结构到内容都充分反映世界破产法最新理念的、为市场经济量身定做的《企业破产法》得以通过。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对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进行了系统全面规定，并开通“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综合平台”。

——摘编自张玉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进步》

材料   宋宝祐四年（1256年），吴潜受命沿海制置使，判庆元府。当其时，蒙古沿南宋过境陆续建立起一批进攻据点。为此朝廷多次下令措置、防遏海道。……海水军于绍兴二年（1132年）随沿海制置司设立而置，至吴潜制明州时，水军新旧总额为六千人，但常阙数百人，实际所管之兵仅五千人。水军衣粮皆由庆元府供给，券钱则分为二，新军二千人由庆元府给饷，旧军四千人则由通判厅支给。吴潜上任后招镇军额，事权归一。同时在定海水军之内……一层防线，加强防御警备。吴潜还于宝祐五年创义船法，令三郡所部县邑选各乡有财力者以主团结，并添置干办公事三员分莅其事。义船法行后，有效地动员了民力加入沿海防御体系当中，并借此举加强对沿海民船的管控。吴潜沿海制置三年有余，朝廷评价其“郡纲振饬，海道肃清”、“备竭勤劳”。

——摘编自朱文慧《御寇与弭盗：吴潜任职沿海制置使与晚宋海防困局》

材料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数量的增多，部分中心城市空间扩展受到周边城市的限制，相邻城市之间的摩擦也逐渐增多，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以“撤县（市）设区”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区划调整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行政手段开始大行其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等城市就曾经出现过这种调整，通常的做法是将大城市周边的县或县级市改为区，纳入到大城市行政区范围内，从而为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统一规划和协调发展创造条件。撤县设区改革，在发展意义上，契合了由“农村中国”向“城市中国”的变革趋势。在实践中，“撤县设区”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工业化、城镇化基本是同步进行的。

——摘编自王禹澔等《“撤县设区”研究刍议与展望》

材料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从东南沿海一直打到天津、北京，清王朝统治者“重陆轻海”“弓马定天下”的理念被彻底粉碎，晚清军事变革真正启动。面对当时险恶的形势，李鸿章发出了两个著名的慨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高度概括了国家安全的空前严峻性。此后，晚清国防和军队建设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在陆军火器化、建立近代海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革新军事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并在某些领域呈现出“彻底性、开拓性、先进性”等特点。特别是海防建设，代表了洋务运动期间军事变革的最高成就。从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引发清廷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到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清王朝建立一支规模宏大的海军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摘编自舒健《晚清军事变革的历史思考》

材料   公元337年，慕容皝称燕王，先后击败段氏鲜卑和宇文鲜卑，统一辽西鲜卑部，又先后击败来犯的高句丽和后赵政权。公元342年，慕容皝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承认东晋的宗主国地位，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开始推行改革。永嘉以来，中原离乱，慕容皝大量收罗汉族流民，“躬巡郡县，劝课农桑”，并下诏“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其次改其父慕容庖时为流人所设侨郡为侨县，官员仍选任汉官，但由其任免。慕容皝在龙城设“东庠”，命“儒学该通”的平原人刘赞为祭酒，招贵族子弟和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慕容皝著《太上章》《典诚》作为教材，甚至亲临讲授，所教子弟多达千余人。同时还“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对未通过考核及“不任训教者，亦除员录”

——摘编自陈鹏《论十六国时期前燕辽西地区的移民及民族交融》

材料   王韶（1030—1081年），北宋名将。宋神宗曾派王韶对西北地区进行治理。熙宁三年（1070），王韶向朝廷建议在秦州成纪至渭源的沿渭水一带地区招募弓箭手营田，用所收物产来辅佐军费，被朝廷采纳。到了熙宁五年初，营田已取得了开闲田百顷的初步成效。熙宁三年（，王韶建议在秦凤路边缘地区设置市易司，将蕃汉贸易的部分利益收归朝廷，“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十万贯”。这一提议在朝廷内外引起了争议，由于王安石的支持，宋神宗最终采纳了王韶的建议，在古渭寨设置了市易司。熙宁七年二月，王韶言：“通远军自置市易司以来，收本息钱五十七万余缗，乞下三司根磨，推奖官吏”。熙宁五年五月，王韶建议在通远军设置蕃学，以汉法教育蕃酋子弟；熙宁八年，“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购地十顷，岁给钱千缗，增解进士为五人额。从之”。王韶对西北地区的开拓经营，对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对当今的边疆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摘编自王连旗《论王韶对西北地区的开拓经营》

材料 租庸调制是唐前期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对作为自耕农的成丁课以定税的税制。它规定,每成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丁户逃亡,租庸调制地位日降。唐中期“安史之乱”(755-763年),造成了经济大破坏,国家赋税收入大减。随着大理财家刘宴对财政大力整顿,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大。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正式颁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以“量出制入”为征课原则,“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产为征课对象,以货币计税,夏秋两征,钱粮和绢部同。

——摘编自瑶喜臣《试论租唐调制到两税法的变革》《旧唐书》

材料   宋孝宗时期（1127—1194年）的官员，宁肯担任朝中级别不高、事务清闲的官职，也不愿出任地方事务繁杂的守臣、监司，因而造成了地方官人员缺乏，而朝中人员冗滥，一味只求升迁而不注实效，在职位上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状况。为改变这种局面，宋孝宗积极着手对官员中的务虚之风进行调整和改革，将官员平时的实际才能和施政业绩作为官员升迁的依据。在要求官员勤于政事的同时，宋孝宗本人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他对地方上的兴修水利、农业生产等事都要亲自过问。同时，宋孝宗认为一国之君应该深知用人之道，在选拔人才时，也不能只看重人的学识，更应重视的是人才的道德修养和实际执政能力。这一用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使朝廷选拔人才数量增加，为国家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人员方面的保证。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会受制于时代的局限，宋孝宗加大用人力度，整顿吏风的目的，始终都贯穿着强化皇权的思想。

——摘编自褐华芳《宋孝宗的法律思想与法制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