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杜佑（诗人杜牧的祖父），自幼读书勤奋，经传之外，尤其重视历史典籍的学习。十八岁开始从政，从县丞起步，后来担任地方刺史、淮南节度使乃至宰相。杜佑虽位及将相，仍常手不释卷，孜孜以读。杜佑少时亲眼看到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但他一生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因此，他专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施政的张本。杜佑历经36年著成专叙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通典》。《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竟委穷源，以收会通之效，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在《通典》中杜佑还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为释音义、举故典、补史事、明互见、考史料五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杜佑还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的桎梏，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资料

2 . 【历史——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生于1890年的我国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其父为晚清著名诗人陈三立，其祖父为曾支持维新变法的晚清名臣陈宝箴。陈寅恪五岁开始读家塾，祖父与私整先生约定“一不打学生，二不背书”；十岁时在家中学堂学习四书五经及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十几岁开始就理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佛书之中；青年时期到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等世界名校深造。陈寅恪虽未获得过任何学位，但通晓十五种文字。1925年受聘于北京清华学校国学院后，与当时同在国学院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陈寅恪善于从史料的细微处阐释宏阔的历史。他指出：“有人以为历史必然限于普通课本里所有的，这是不对的。课本只供参考，不足为依据。”“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面对五四以来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陈寅恪认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住。”

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两年后陈寅恪写了一篇悼念王国维的碑文，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评价王国维并阐发自己一生坚守的主张。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自觉担当文化使命，主张”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学术）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并坚持以学术研究来唤醒国人对祖国历史、文化的信心，从而振奋民族精神，拯救民族危机。1945年，陈寅恪因长期眼疾而左眼失明，但他仍坚持开课授徒。1949年，他先后拒绝了台湾大学校长博斯年让他赴台、国民党让他暂居香港的邀请。50年代初，他又拒绝了中国科学院请他担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邀请，一直坚持在岭南大学（后被合并为中山大学）任教治学，直至生命的终点。

——整编自浙江文艺出版社《人在历史中的地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陈寅恪的学术理念和学术精神。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概括促成陈寅恪这种学术理念和精神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