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66年，出使英俄的公使曾纪泽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该文针对“欧洲人遽谓中国即一陵夷衰微终至败亡之国”，指出“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曾纪泽谈到“中国先睡后醒”，但并未提到“睡狮”。

1899年，梁启超发表《自由书·动物谈》，提到：“吾昔游伦敦博物院，有人制之怪物焉，状若狮子，然偃卧无生动气。或语余曰：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余询其名，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之睡狮，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梁启超历历备闻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兴，曰：呜呼！是可以为我四万万人告矣。”

到20世纪初，“睡狮”、“醒狮”之说开始广为流行。1902年，蔡元培等组织明强学社，发表广告称：“今者欧美各国已由民族主义之熟达，而进于民族帝国主义。我国睡狮不觉，尚未进入民族主义之时代”。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说：“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1904年，《东方杂志》第一期封面图案，把雄狮的形象特征结合在了龙的形象上。

——据单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等整理

材料一   从乡村底层走上权力巅峰的明太祖，对荒政破败与王朝衰亡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体会，洪武元年（1368年）就曾明确告诫臣下：“恤其……恤其幼……天下之老幼咸悦矣，其心有不归者，寡焉！”在频繁实施赈恤的过程中，明初荒政建设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一，将救荒的行政权力统一集中到户部，使户部担负起“以积贮之政恤民困”的职责。其二，明确了“不拘时限”的报灾之法、“勘灾既实，尽与蠲免”的蠲免之法、“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与”的赈济标准和“务使饥民切沾其利”的赈济原则。其三，为了在第一时间掌握灾情并实施救助，构筑了“遣御史巡行以广耳目”的监察网络和者民报灾制度，制定了严厉的灾荒行政奖惩政策。有效通制了官员在荒政中的懈息和责任推却等行为。

——摘编自杨乙丹、卢勇《明代灾荒赈贷制度探析》

材料二   为了吸纳社会资源，激励社会各界踊跃投入教灾工作，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捐资者、经募赈款（物）者、办赈出力者、防灾御灾有功者等方面的激励、奖赏举措，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灾荒救助的奖励体制，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一些因应时代的权变。在救灾奖励制度的贯彻实施过程中，由于整体权力系统效率低下，特别是公权私用痼疾无孔不入，加之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国民政府的灾荒救助奖励制度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摘编自武艳敏（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救灾奖励制度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