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马克思主义之深厚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必然具有不同的形式，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才能成功地解决革命和建设实践遇到的新任务和新问题，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热衷于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宣传，把富国强民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有着相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两个方面。就“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言，就边求人格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新人观而言都具有契合之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

——摘编自张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分析》

材料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回答的正是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现实统一，“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因此，新的群体整合的纲领不再只是诸如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具有群体契约性并发挥着社会示范效应的政党组织、党性观念､规章制度以及集体主义精神，政党组织的先进性遂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榜样。斯大林曾赋予十月革命以一种东方民族现代性觉醒的意义，“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了东西方民族矛盾的分析上，并通过国家及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初步实现了现代性的民族自觉。

——摘编自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李超的“新生"

李超，广西梧州人、先求学于梧州，广州等地，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超的家庭不支持她求学，因而她生活困难，患肺炎后，无钱治疗，1919年8月病亡。李超死后，其家庭置之不理，指责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11月，北京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现场作了演说。1920年，杭州女子师范在省女师操场举行了李超追悼会，“各界人士莅会者不下万人，挽歌诗联四五百轴”。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一、家长族长的专制。……二、女子教育问题。……三、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四、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

——胡适《李超传》《晨报》1919年12月1日、3日）

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北京的妇女不来吊一吊李女士，却华装丽服坐汽车去满街跑，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都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晨报》1919年12月22日）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速产制。……

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新青年）1920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