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新的城市化趋势出现。“产业上之原因，此为近代都市发达最大之原因，如天津、上海、汉口皆是。此等都市在数十年前，始是无人过问之地，而因工商业关系，遂促成今日之发达，而其他在工商业上不甚重要位置的通道大邑则日渐衰落”。另外广州、重庆、福州、宁波、厦门、烟台、青岛等在前近代时期基本上都只是一些中小规模的城市，也成为新兴的近代工商业城市。与此密切相关，国内还逐步形成了若干主要进行对外贸易的市场区，围绕这些市场区的中心城市，又产生了一批二级城市。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二   1949年至1952年三年间，全国市镇人口从5765万增加到7163万，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10.6%上升到12.5%.城市职工总数从1952年的1603万增加到1957年底的3101万。这当中包括几百万由城镇个体劳动者转变而来的职工，但仍有至少几百万农业劳动力进入工厂和矿山就业。这些进城农民大多数是国家计划招来的，也有不少农民自发进入市镇谋业被城镇企业接纳。

——摘编自肖冬连著《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在城市，人流汹涌：穿着工装裤的马车夫与人力车夫、穿着西装或传统学者长袍的银行家与教授、艺人、工匠、妓女、学生、僧尼、外国商人与传教士男女、饭店侍应生、路边小贩、各式店员、骗子、乞丐、士兵、乡间骚乱涌来的一波波难民，以及大体上每一种职业与时尚的追随者。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许多公园被建造起来，居民花费不多即可游玩。北京尤其幸运，因为在1912年后，绝大部分旧日的皇家寺庙与园林都变成了公园。公园、饭店乃至澡堂等，都成为用来谋划示威游行、达成政治交易以及举行集会的场所。

——摘编自【美】沙培德著《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取消城市人民公社，恢复为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1980年国家颁布实施了有关街居制的4个法规；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设立居民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198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居民会议由18周岁以上的居民组成，凡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主要问题，都要经过居民会议讨论决定。

——摘编自陈辉《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变迁》

材料一   抗战胜利后，城市住房奇缺，房租不断提高，各种名目的加租不胜枚举。以当时的经济中心上海为例。1937年以前，上海高层建筑的兴建正值高潮，而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10年竟没一幢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出现，而且这一时期建房的质量比起抗战前明显下降，由于多年失修，解放时不少房屋破损严重。从住房的分配上来看，旧中国也存在严重不均的情况。

——摘编自赵津《中国城市房地产史回溯（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先后颁布了《公房公产统一管理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此后，在国家主导下的城市住宅建设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52年，天津“工人新村”动工，一万二千多间宿舍成了工人的新家；同年，上海“曹阳新村”首期工程完工，两万多个工人家庭住进新房。而在1953～1957年，政府投资在新兴工业城市陆续建成了一大批国营企事业职工住宅，这一时期全国新建住宅面积共近9500万平方米，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人均居住面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差距较大。

——摘编自张旭《60年中国住房变迁》

材料一   14～15 世纪的英国，由于生产力相对低下，疾病和瘟疫严重困扰着英国人口发展，致使英国人口呈长周期衰落。18世纪初，英国的人口出生率为32%，1851～1855年平均每年仍达33. 9%。与此同时，新生婴儿的死亡率下降十分明显。1749～1759 年，英国出生在医院的新生儿的死亡率为1/15，1799～1800年下降到1/118。 上述状况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18 世纪中期以前，东南部和伦敦因其自身自然经济条件优越而人口发展最快、密度对大、数量最多，18世纪中期以后，作为英国重要产业棉纺和煤炭钢铁工业迅速在英国西北崛起，人口的重心也随之由东南向西北转移。据统计，1696 年，英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数的3/4，而到1831年，包括地主、农场主、自耕农和雇工，还不到全国总户数的30%。随着人口的集中，一大批大城市迅速崛起。

——摘编自黄光耀《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发展的特点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自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英、法、美、日等列强在中国共设立商埠92处，在23个城市开辟了租界和租界地。通商口岸城市仅占城市总数的1.6%，而人口却占城市总人口的28%。外国学者曾估计说:“1853年，上海租界内住有中国人约500名，自1853～1854年间，因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发生战争，逃难移入租界的人数激增。紧接着太平军来攻，1860年租界人口一跃而达30万人。20 世纪初，浙江农业歉收，“省城骤添数万人”。近代中国，农业过剩人口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直接后果，也不可能被工业部门所吸收，这种矛盾发展的直接后果，非但不能解决农业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反而使城市失业问题更加尖锐化。

——摘编自行龙《人口因素与中国的近代化》

材料一 北宋熙宁年间,被任命为虔州知州的刘舞利用所学的水利知识,在对城区街道进行规划的基础上,对贛州城进行了多次的考察和实地踏勘,根据贛州城的地形特点(西南高、东北低),对城区排水系统进行划分,以州前大道(今文清路)为分界线,城西北部为寿沟,福沟位于城东南部。此外,赣州福沟寿沟排水千道结合贛州的古城墙、水塘及刘舞独创的水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赣州城特有的防洪网。北宋神宗九年(公元1077年),耗时近十年的州福寿沟排水系统完工。至今,其仍在服务赣州人民。这应归功于九百多年间,各个行政长官对其的重视、维护和管理。

——摘自沈雪婧《贛州福寿沟设计研究》

材料二 赣州福寿沟与19世纪中期巴黎排水系统对比表

材料一   至14世纪初，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若干最大的城市，可被称为当时最为城市化的社会。这些城市并不享有也不寻求政治“自治”，但它们在大一统的政治构架中实际上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空间。明清时代的中国城市延续着这些方面发展，城市化持续进行，但城市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城市层级结构的低端。不同地域的人群被卷入到国内长途贸易的活动之中，由此形成了帝国内部的侨居人口。这些人口的频繁交往给城市带来了更为多元的人口结构，也为城市文化的种种创新作出了贡献。结构复杂的城市社会和城市经济也带来了大规模的私有和半公共性质的社团建构的浪潮，极大地增强了市民进行自我管理的能力，并最终使城市人口产生了一种与帝国政府相疏离的感觉。

——摘编自罗威廉《近代早期的中国城市化》

材料二   11世纪开始兴起的欧洲中世纪城市，有着与古典城市极其不同的特质。古典城市大多只是人文地理意义上的人口聚居地，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则不一样，它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共同体，城市市民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城市共同体是典型的公社制度。它是地缘共同体，成员多系移民，血缘关系退而为次。把他们结合起来的纽带是一纸契约：封建主赐予的特许状，亦即市民共同遵守的城市章程。市民们共同享有在本城经营工商业的权利，并得到城市的保护。伯尔曼认为，中世纪城市是具有独立性、自治性和整体性的共同体。中世纪城市作为一种共同体，构成欧洲政治结构中的一种主体单位，代表本城及市民利益，并非上级政治权力的代表，对下（市民）负责而不对上（领主）负责。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