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将会引发大规模通货膨胀现象 | B．长期成为我国储蓄的重要形式 |
| C．标志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 D．有利于维护和保障储户的利益 |
材料一 先秦时期，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汉代政府颁布法令免除老人赋役，设立了常平仓作为备荒仓储，且建立了报灾、勘灾和救灾等基本程序。隋朝设立义仓，南宋时期设立社仓，形成了完整的备荒仓储体系。明清时期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设有养济院、孤老院、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民间慈善团体也日渐增多，许多慈噩组织规定对“贫困无依的孝子、节妇”要优先给予救济，对“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一律不予救助。
——摘编自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事业述论》
材料二 晚清以降，一些有识之士在与西方社会的接触中意识到中国传统救济的弊弊在于“有养而无教”，并认识“重教”的积极意义。晚清政府明确责成地方官绅体察情形，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中附设工艺所，“兴养立教”。民国政府逐步摒弃传统的慈善观念，代之以先进的国家责任理念，将社会救济视为“集体之生存而当为，不专为人类之悲悯而宜为”的事业。
——摘编自岳宗福杨树标《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1)概括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成因。
(2)据材料二，指出近代社会保障思想的变化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时，当时全国存在大量失业人员，难民、灾民和孤老残幼；加上遭受了遍及16个省的特大洪灾，据粗略统计全国急需救济的群众达5000万人，超过当时总人口1O%。1950年，政务院发布了《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条例具体规定了职工在疾病、伤残、死亡、生育以及年老时获得物质帮助的办法。1953年，政务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进行修订，进一步提高了保险待遇标准，扩大了劳动保险实施的范围，规范相关保险程序。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社会救助体制初步建立，其内容包括灾害救济、贫困救济、生产自救、群众互助等，覆盖城镇失业人员、贫困地区人民、灾民以及农村“五保户”等。救助手段上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人员给与不同救助，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
——《新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发展历程、现状和展望》
材料二 面对社会救济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1832年，英王下令成立“济贫行政与实施委员会”，负责对全国的济贫状况进行调查。1834年，英国议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新《济贫法》。该法彻底否定了户外救济方法，宣布停止向济贫院以外的穷人发放救济金，强迫他们重新回到习艺所去。英国贫民的悲惨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想要达到救助，就必须以丧失个人声誉、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为代价。因此，当时有些贫民宁可饿死，也不肯入院接受救济。然而，新《济贫法》创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行政机构―济贫委员会，将济贫由分散变为集中，克服了地方济贫管理腐败和不称职的局限，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奠定了基础。新《济贫法》使社会救助脱离了其狭隘性而走上了国家化和社会化的道路，形成了以政府直接管理社会救助事业的传统，并成为以后欧美各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典范。
——杨思斌《英国社会救助制度变迁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分析新中国初期和近代英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出现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新中国初期社会救助制度与近代英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异同。
材料 公共卫生是关系到一国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1840年鸦片战后，“公共卫生”逐渐进入人们的头脑意识中。1901年清政府迫于形势，在20世纪初开始改革，引入新政，初步设立了卫生行政管理机构，但当时卫生机构还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归巡警部管辖。这是我国政府机关里第一次出现“卫生”一次，也是第一次出现专管公共卫生的机构。1906年，政府对中央机构进行调整，对卫生事务单独设立了卫生司，负责“核办防疫、卫生、监察医药，设置医院”，下设三个科室：保健科、检疫科、方术科。1912年袁世凯执政后，卫生司隶属于内阁，主要负责传染病、地方病防治及其他公共卫生事项，车船检疫、医士药剂事务等，下设四个科室，分别管理各行业的卫生事宜。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行政院中正式设立卫生部，管理全国卫生形成事务，并下设五司（总务司、医政司、保健司、防疫司、统计司）、二所（中央卫生实验所、卫生行政人员培训所）和一校（第一助产学校，专门针对孕妇接生和保健）。
——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述我国近代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析我国近代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妇女缠足行为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女性关注的重要主题。他们认为缠足不仅危害如女的身心健康，且与基督教教义相悖，不利于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因为来华的传教士都经过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洗礼，信奉近代西方自由与平等。在他们看来，缠足是对女性人权的残忍戕害，是中国男权至上思想的极致表现，与近代“体育学、卫生学大相背谬”。缠足之女“束以布帛，必使筋断骨折”，“血脉不能周流，易招无穷之病患”，难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有碍于富强经营者”。有鉴于此，他们出版各类教会报刊、编写通俗读物和歌谣，向民众宣传缠足的危害，并成立教会女校和不缠足会，把相关主张付诸实践。传教士发起的反缠足运动在客观上有助于近代中国社会进步。
——摘编自陈文联、张梦《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反缠足运动》
材料二20世纪20年代中叶，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在各地指导成立的妇女协会是放足运动的重要力量。解放被压迫的缠足妇女成为各妇女协会的突出诉求，而旧礼教、封建专制制度帝国主义、军阀等都成了压迫妇女缠足的对象。缠足如女被压迫的悲惨状况不断出现在国民党报刊对各地妇女生活状况的描述中。1927年2月，京山如女协会主席演讲时说：“我们女界同胞，被数千年专制之压迫，沦为奴隶牛马，其最残酷最痛苦莫如缠足。而今，国民革命政府成立，解放妇女一切束缚，享有与男子在经济上、政治上各种自由平等，所以协会成立以后，首先以促进天足，唤醒城市乡村之缠足者。”此后，反对缠足运动风行天下。
——摘编自杨兴梅《“反封建压迫”：国共反缠足观念的合离》
（1）根据材料一，概括传教士反对缠足的理由和措施。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来华传教士相比，20世纪20年代中叶国民党领导的反缠足运动的显著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