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宋时期，在商品经济更高程度发展基础上，一批富民乘势而起，形成了“富民社会”。顾名思义，“富民”是占有财富的人。但就富民来说，“虽田连阡陌，家资钜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没有任何特权。因为没有特权，他们主要通过租佃契约实现对耕种者的剥削。伴随国家赋税的征收方式和乡里制度的变革，富民逐渐成为乡村控制的主要力量。中国社会也向流动化、市场化、平民化方向发展。“富民社会”之后，从理论上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程度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将进入“市民社会”，但具体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明清时期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市民阶层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大问题。

——摘编自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14世纪末，经过三、四个世纪的发展，西欧农民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已大为改观。在此情况下，西欧农村分化出一批精英分子：富裕农民的兴起。“通常他们有相当于六、七年收入的储蓄。他们有很多家畜，很好的家具、器皿，有三、四床鸭鹅被，有地毯、银盐罐、高脚酒杯、一两打的汤匙。”在英国，通过大面积承租领主自营地或者蚕食小农。到16世纪，50％以上耕地已经集中到他们手中。以此为基础，富农在地方事务中的领袖作用令人瞩目。为了打赢一场官司，他们“不惜每人花20英镑，以斗垮一个不受欢迎的领主”。他们改变着乡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改变着他们自身。显然他们是一个崭新阶层的前身，一代新人呼之欲出。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材料一   16世纪中叶，耶稣会士为在中日两国打开传教局面，遂以西医为百姓疗疾来赢得人心。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向中国译刊一大批西医著作，向国人初步介绍了西医解剖学、药物学等知识。此后，西医在中国渐趋实用。康熙帝任用传教士为其治疗心悸症和上唇生瘤，获得奇效。在民间，一些传教士也为老百姓治病。但总体上西医在中国影响不大。西医最初在日本传播时，传教士深入民间行医含药，颇得民心，很多倾慕西医者受洗入教。此后，以兰学（指经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洋学术）为代表的西医著作大量传入日本，从理论上丰富了日本人对西医的认识。

——摘编自田毅鹏《西医在中日两国传播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西医在中国日益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开来。许多传教士在华行医、建立医院、开办医学校、翻译医学书籍和出版医学刊物。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开始官派留学生，1872～1875年选派120名幼童赴关留学，其中有5人从事医学工作。明治维新后日本西医发展很快，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间接吸收了西医知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清廷官员和洋务人士（如荣禄、李鸿章等）体验到了西医的功效，就带头或动员富商捐资教会医院，各地受医人数大为增加020世纪初，中医人士开始自发地学习西医，西医影响逐渐超过了中医。

——摘编自郭剑波《论近代“西医东渐”的途径与反响》

材料一 “信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多表述为“诚信”。在中国古代，作为伦理准则的诚信，适用于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诚信的实现要依靠“上行下效”，依靠榜样的力量。诚信是由社会舆论和个体内心信念保障实施的，如果不履行道德义务(如对君尽忠、对父母尽孝、对朋友诚信等)就会失去面子，不仅会受到他人谴责，而且会被人群疏远从而失去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对于背信之人的惩罚，无需借助法律手段。诚信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甚至成为治国之道，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

——摘编自王玉花、宋桂红《谈中、西方文化中信用的观念》

材料二 西方传统信用文化认为个人自由是缔结契约的前提。“信”是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的原则，是体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方面，人们普遍认同诚信观念的经济价值。罗马法中已建立了相应的诚信契约制度。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西方信用文化带有法律和秩序的属性，能够起到协调人际关系、净化经济活动运行环境的作用。

一一摘编自李新庚《信用理论与制度建设研究》

材料一   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在炮火中逐渐清醒并深刻反思自己的文化。第一次在鸦片战争后，主要围绕“中体西用”论进行；第二次在甲午战败以后，宣扬“西体中源”；从民国初年到五四运动前夕，第三次文化反省的“西体西用”论，最终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但也刺激了现代化探索方向的转变；开端于1928年的文化反省则因规模不大，后又爆发了华北事变，人们的注意力转移而就此结束。

——摘编自李晓语《钱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材料二   约翰·密尔说，英国人“生而自由”。这指引着英国把抗拒王权、限制王权看做是“自由”的传统，推动了政治民主化。英国人极为尊崇经验的理性思维使他们追求政治的实际内容而并非形式。他们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推动了纺织业的近代化和经济的自由化。但英国尊崇传统的风尚也阻碍了后期的革新。如钱乘旦所言。“一个民族往往容易在前进的道路上战胜迎面扑来的艰难险阻，但要战胜自己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荣耀却相对困难。”

——摘编自吕文辉《浅析英国传统文化对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材料       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主要源头，古希腊与古代中国哲学思想对宇宙自然和社会人伦有着类似的观点和看法，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古希腊在哲学、政治思想体系不断完善的同时发展了自然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泰勒斯的天文学、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等这些从哲学中过渡派生出来的科学思想，为构筑一个宏大的科学体系提供了必备的思想要素。而中国的哲学家们却或远或近地疏离了自然科学，他们不像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是几何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而是肩负政治家的角色。他们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伦理胜过关心自然本身，而且善于从自然的规律反躬自省，寻找社会的和谐之本。

——摘编自黄谊《浅析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与科学的关系》

材料   从中华文明的特性来看，中华文明虽然源头各异，但都起源于农耕文明。由于对待的生产对象很快从动物转向了植物，所以中华文明从骨子里少了一丝血腥，多了一份宽容，很少有文明霸权意识和侵略特性,中华文明无论是儒、道、释都不专横，都以宽容为特性，提倡“和而不同”。即使在把道家奉为正统，以老子为虚拟祖先的唐朝，儒家和佛教的发展也是迅速的。在中国现实中，往往一座山上既有道观，又有寺庙，还有孔庙，而且个个香火旺盛，无不干扰，而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许多文物经常具有两种甚至三种文化的特征:正是中华文明这种宽容的特性，使得它在对待外来文明时不会极度排斥，而是可以慢慢接受，与之共同相处。

——摘编自《中华文明的特点和原因小论》

材料一   隋统一全国后，在南北之间建设一条运输通道成为迫切任务。隋炀帝征调300万民工，用6年的时间凿通了2500公里的大运河，沟通了五大水系。运河沿岸经济繁荣，扬州、淮安成为大都市。唐代大运河连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不断接纳着日本、波斯、天竺等国的商船。19世纪中期大运河开始衰落，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西方列强掀起掠夺中国铁路修筑权的高潮，随着铁路的兴起和区域交通结构的改变，原有的货物流向和流量发生改变，使大运河沿岸的扬州、淮阴、嘉定等逐渐衰落。

——据陈国庆主编《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法国加紧在埃及扩张势力，与埃及签订条约，开凿苏伊士运河。条约规定埃及无偿提供劳动力，运河通航后出租99年，每年可收取运河收益的15%。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英国等西方国家迫不及待地要把它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它把红海和地中海、印度洋和大西洋联结起来，大大缩短了从印度洋、太平洋西岸到西欧、北欧的距离，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运河之一。

——摘编自赵军秀《评英法改造苏伊士运河的矛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