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晋南渡以后，主要依靠王导的支持。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是给南北士族安排了经济上的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陆氏，又共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王导定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对东晋政权说来，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的重要措施。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二   宋朝建立后，社会阶级关系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一些新现象。贵族官僚按等级世袭占田制度，从唐朝中期起，开始瓦解。唐末农民战争，最后消灭了这一制度。宋代的地主阶级，主要是以购买土地的方式，来扩大土地占有。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出租土地榨取实物地租。前代的劳役地租成为从属的、次要的剥削方式。隋、唐以来，门阀地主奴役着带有农奴身分的部曲、徒附，他们的户籍注在主人的名下。宋朝把客户（佃客）编入户籍，成为封建国家的编户，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宋朝以后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延续了这样的经济关系。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   北宋熙宁年间出现的陕西蓝田《吕氏乡约》，开创了中国古代乡民自治的历史先河。它的发起与实践不仅体现了宋代新儒的时代特征，而且还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逐渐成长起来的主体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吕氏乡约》所蕴含的社会教化、政治整合与矛盾化解等功能成为宋代及后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补丁”，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乡民自治的积极性，夯实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宋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非常重视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并对其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治理念和乡治体系。

——摘编自杨亮军《宋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