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将体育视为一种礼仪活动，并将这种“礼”作为人的体育活动中道德的界限和行为标准，而古代教育中宣扬的体育思想以及提倡的体育活动则是孔子实施“仁”教的一种手段，目的是把教育者变成理想的“仁”人。射礼作为一种实践“礼”与“仁”的手段和途径仅是为了“明君臣之义”、“明长幼之序”。
——摘编自于修涛《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传统体育的影响》
材料二 汉代社会的各种力量、各种组织和各种活动都被置于中央政府的统治和管理之下，体育活动和体育组织当然也不例外。体育活动也多与健身和军事有关……当时，边境部队经常举行秋射，不仅提高了将士的射艺，而且也推动了体育活动的发展。汉初，各家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发展。70多年后，“射、御、数”的体育教育被从“六艺”中剔除，竞争性和对抗性强的体育活动也逐渐变成了传习封建礼节、宣传封建道德的手段。东汉时期，讲求呼吸守意的习禅方法与养生健体相互结合，也为体育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1)据材料一，概括孔子的体育思想。(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汉代体育的特点，并简要分析其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思想领域的变化对体育发展的影响。
2 . 【历史——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公孙弘（前202-前121年），字季，西汉菑川国薛县（今山东滕州南）人。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下诏令各郡国举荐文学之士，菑川国又推举公孙弘。于是，他西去长安，到主管征碎的太常街署参加对策。在这次对策中，他强调应当以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为“治之本，道之用”。同时，他把法家标榜的法、术、功利糅合到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之中，认为“致利除害”是仁的重要属性，朝廷之上必须是“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又说：“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这就把法术同礼义融为一体，强调礼义与刑赏的交替为用。此外，他还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用以控御臣下的术，又把二者熔于一炉。这种糅合儒法、以仁义为表、法术为里的治水，也就是杂王霸之道。所以这篇对策，完全符合武帝的旨意。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公孙弘对策的主要思想及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公孙弘的思想。
材料 司马谈临终前，执其子迁之手而泣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巨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启发司马迁形成了“大一统”的历史观，并渗入《史记》的写作中。《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编写体例，成为两千年来史书的主要体例。《史记》取材丰富，司马迁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书籍资料，国家收藏的档案、民间收藏的古文书传；特别是亲身经历的、从见闻和交游中得来的材料，以及实地调查的材料，又注意鉴别和选择材料，淘汰无稽之谈、不仅增加了史料来源，而且增强了其内容的真实性。司马迁在撰写过程中，“不虚美，不隐恶”，力求实事求是。他认为传说中的“三皇”不可信，本纪便不收；有可疑的地方，则存其疑，不能断定的，则诸说并存。因而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概括司马迁的主要史学思想方法。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司马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