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夷狄不可为帝王”是自先秦至魏晋华夏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正朔、明法统，开少数民族统治者论证自身正统性的历史先河。匈奴人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为理由反晋，并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不久称帝。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担心因东晋政权的存在而“书轨不一”，自己的正统地位得不到天下人的承认。对此，徐光劝慰说：“陛下既苞（包）括二都（即占据长安和洛阳），为（就是）中国帝王。”淝水战前苻坚在阐述攻打东晋的理由时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少数民族政权排定自己的五行历运，后赵承晋，为水德，前秦与前燕承赵，为木德，后秦承前秦，为火德，北魏建国时承秦，为土德。

——摘编自邓通《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等

材料二   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历史，就是对前朝具有正统性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承认。元朝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围绕着纂修义例，即辽、宋、金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一派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另一派则主张独尊宋为正统。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下《修三史诏》，指出辽、宋、金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两年后，修史工作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宋史》《金史》。这一撰史原则无疑更加符合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历史。

——摘编自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率领一批大臣渡过长江，其中大部分是士大夫阶层和贵族阶层，史称“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与江南传统生产技术相结合，使得江南经济迅速繁荣。北来大族大部分都是中原的高门士族，而且都是好学玄学有文化的名士，玄学一度成为江南的主流思想文化。对于北人到来，江南名士虽存在着矛盾的情绪，但文化修养与北方大族确实有很大的距离，经过碰撞交流后，他们转而钦佩，甚至仿效。南北士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催生了六朝时代突出的文化成就，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南朝石刻、刘勰的《文心雕龙》、范晔的《后汉书》、葛洪的《抱朴子》、法显的《佛国记》等，皆为当时文化智慧之凝聚。以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文化远播到东亚列国，对日本、韩国、朝鲜一带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在江南重建政权，完全依赖的是北方的大族和江南高门士族。东晋建立以来，高门大族便架空皇权。当南朝皇帝的权力开始回归时，士族政治权力已经走下坡路，所以士族对家族利益的追求更加强烈。当国家危难之际，他们畏缩不前或者变节投敌，为国殉国者很少。

——摘编自贺云翱《长江文化，中华文明的壮丽篇章》、杨敏（试论东晋末的永嘉“衣冠南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