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3世纪末，关中发生饥荒，汉、氐各族大批民众被迫流亡到汉中地区，其中十余万人获准进入巴蜀。西晋益州刺史谋求割据自立，为收编移民而残害流民首领，各族流民在氐族人李特的率领下攻克成都，粉碎了其割据阴谋。不久，西晋政府又下令遣返流民。史载：“时罗尚（西晋新任益州刺史）贪残，为百姓患，而（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李特去世后，其子李雄领导流民再次攻下成都，李雄在部下及部分蜀中大户的拥戴下称皇帝。“雄于是下宽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复除。 虚己爱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
材料二 十六国后期，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的人民大多已经学会说汉语，汉语成为了北方诸族的通用语言。起初，在汉人群体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观念甚嚣尘上。与之相对的是，不少少数民族的人也对汉人持有偏见。 但是随着移民群体的增多，各族人民杂居更加广泛、交错，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也日益增多，相互之间的看法也开始改变，“夷夏之别”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公元3世纪末大量人口迁入巴蜀的背景及影响。
(2)依据材料二，概括十六国后期民族关系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影响。
材料 蜀汉政权之所以采取刚柔相济的“威德”型治边模式，一方面，是要安抚西南夷部落民众，建枸稳定的大后方秩序；另一方面，则是要倾全国之力北伐讨魏。其中尚有“和戎”与“联吴”的问题，同样是面对四周众多分散力量连环互动的可能，从而采取了与之相关的宏观整体边防方略。诸葛亮治下的蜀地及其南面边地，通过多年内政外务良性互动式的努力，不仅蜀地内部“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即后院边地“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尽管其主要的方法仍为羁縻，后人以为已开了土司制度的滥觞，可见他对后世影响的深远，不能不称为善理边政的重要历史典范。
——摘编自张新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蜀汉边疆治理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蜀汉政权“威德”型治边模式的历史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