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是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将帅，统藩维，国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无问贤不肖，惟其所欲与者则授之。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杀逐主帅，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盖古者治军必本于礼，故晋文公城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太祖始制军法，使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咸伏斧质。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无思不服，宇内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军以礼故也。岂非诒谋之远哉!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

材料一   安史之乱后，因“北人南迁”所引发的生产技术变革，基本解决了大量人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存问题，长江中游地区（江西、湖南）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在长江下游地区，北方移民还将其旱作农物——小麦——引入该地，稻麦复种制逐渐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普遍性的耕种制度。随着粮食产量的有效提高，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开始追求“高质量”发展，“茶桑、果、渔业、纺织、制瓷等多种商品性经营和海陆运输业发展起来，以扬州为发展龙头，苏州、江宁为犄角的三角形农业经济区在唐后期基本形成”。

——摘编自张欣《“安史之乱”引发的人口迁徙与技术革新及影响》

材料二   唐代，江南地区的农具有许多改进，曲辕犁得到了推广，筒车也在南方各地的水田中得到应用，水利灌溉事业进步明显。《新唐书》记载，唐后期全国共修建水利工程101项，其中江南道达49项，居各道之首。北方先进的丝织技术此时也传到浙东；南海、广州和桂林的棉纺织业已全国闻名；南方矿冶业也有显著发展，有铜、锡开采的县数已超过北方。扬州是唐代造船业中心，洪州（今南昌）也是唐代的造船基地。大运河开通后，位于水陆商路交会点的扬州“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广州则发展为唐代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代后期，国家财政收入绝大部分来自江南各道，形成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局面。

——摘编自张瑜《浅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材料一   时至隋磨坊市制更趋完善、规范，管理更为严格。每个坊区四周均筑有固墙。坊门天明击鼓而开，日落击鼓而闭，夜间不得随便出入。限制白天市场交易，市区之外不准交易。唐后期，随着城市经济发展，一些工商业发达城市的坊市制度渐趋废弛，政府的城市社会管理制度也随之更新。

——摘编自冯兵、黄俊棚《隋唐五代坊市制与城市社会管理》

材料二   唐末，政府出于迫切缓解财政拮据的现实需要，采取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并逐步认可商人的社会地位。财富成为人们连求的目标和社会分层的依据，以出身为.标准的身份等级制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唐末的战乱沉重打击了不断衰落的门润士族，客观上促进了商人摆脱自身原有阶层的桎梏，一个新兴的富民阶层开始崛起。商人阶层自身也逐步认识到组织行会的重要意义，于是“行”代替“市”成为新兴的社会组织。城市市民开始寻求用联合抗争的方式表达本阶层的观点，为自己发声，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市民阶层由此萌发。

——摘缃自冯兵《隋唐五代城市社会等级与社会结构变迁》

材料一   唐代藩镇割据主要表现在河朔地区，此外绝大多数藩镇，虽然也有重兵驻扎，但它们都是唐王朝控制下的地方政权，不是割据性质的藩镇。其节度使的调任和派遣基本上都由中央决定，其动乱多是内部兵乱，不是割据叛乱。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虽然不属于割据性质，但是由于它们各自不同的地理特点及其与唐王朝的政治、财政、军事关系，因而深刻影响着整个藩镇割据形势的发展。具体说就是，东南型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型（西北）从武力上奠定了关中，中原型从军事上镇遏叛镇。最后黄巢起义打破了这种格局：举足轻重的中原型藩镇大部分被野心勃勃的朱温吞并；边镇动辄举兵犯阙；东南型藩镇也不再供给唐朝财源，唐朝的灭亡只待时日了。

——摘编自张国刚《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

材料二   唐末“内为奸邪阉宦之所制，外为强臣藩镇之所遇，号令不出国门”。五代“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缠地”。连年社会动荡使得文化失序、道德沦丧。北宋建立之初，与抑制武将的措施相对应，宋代统治者大力扶持文人入任，以文人充斥国家各级政府机构。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备受排挤的庶族地主因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而日益壮大。宋代建国伊始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推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进一步加快了土地流转速度，逐渐形成“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社会经济局面，大量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土地的私有化占据了绝对优势。从唐朝中期开始的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的变化，到宋代基本定型。

——摘编自杨钰胗《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成因及其影响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