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材料   陶弘景（456—536年），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人。陶弘景从小迷恋葛洪的神仙、炼丹之术，后半生或即隐居后，更侧重于医药学研究和炼丹、导引养生等。陶氏的炼丹生涯深受葛洪的影响，有许多可贵的记述都与葛氏有着密切的联系，或继承其法，或弘扬其术，或发展其长，或获新的认识，几乎无不息息相关。葛氏通过炼丹实验，观察到“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陶弘景在其认识的基础上，扩大了这一认识范围，他进而指出：“鸡屎矾不入药，惟堪镀作以合熟铜。投苦酒中，涂铁皆作铜色，外虽铜色，内质不变。”使葛氏在铁表面涂抹硫酸铜溶液使铁表面与铜发生置换反应的方法扩大，而且不只限于此，这一反应的发现，奠定了宋元时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