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的混合物。唐代大型歌舞剧《羽衣霓裳舞曲》则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曲，并含有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敦煌文化成为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交汇融合的结晶。“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就是一个缩影……通过丝绸之路，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实现了交流和对话；通过丝绸之路，中国走向了世界，不同文明实现了交流互鉴。

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摘自新华网

材料二   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并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并不只是单向的西学东渐，与之相伴相随的还有一个中学西渐。葡萄牙在租借澳门后，中国产品如丝绸、陶瓷、茶叶等，更多地输往欧洲。一些传教士推介孔子思想的同时，将儒家经典如“四书”及《周易》《书经》《孝经》《诗经》《札记》等翻译为西文出版。葡国传教士曾德昭的《大中华帝国志》，全面介绍了中国历史、地理和思想史等方面的情况。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第四卷）》与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一   不同于婆罗门教以“梵”(由祈祷而得到的力量，亦引申为世界的主宰)为至高无上的观念，（早期的印度）佛教不承认有世界创造之神，学界普遍认为当时“佛教是人类至上的宗教，把人置于整个宇宙之上”，这一宇宙观为佛教反对种姓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婆罗门教是印度宗教思想的大集合。佛教的创始人佛陀对教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实现了教义的基本统一。婆罗门只是一个阶层，除了种姓家族关系外并无其他关系。佛陀在传教的过程中，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一僧团，使佛教成为有组织的宗教。

——摘编自林太《印度通史》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佛教因此得以广为传播并扎根于中国本土。此时的佛教以其奥义打动了一流的学者，佛教著作呈现出剧增的趋势，不但外来的佛教经典得到了大量翻译，中国僧侣佛学论著也纷纷问世。国人还主动西行取经，点燃了佛经“经典翻译”的热潮，如法显西行就是中外交流史上的壮举。佛经的翻译也使得佛学流派和思潮出现，对后世佛学思想带来深远影响。佛学还攀附当时中国的文化，与道家和儒家等中国本土文化汇通，借以传播并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

——摘编自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材料一   隋唐两代，以高度的凝聚力继承了商周秦汉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以旺盛的消化吸收力融汇了外来文化的新鲜养料，以超越前人的创造造就了当时第一流水平的具有世界性的隋唐文化，以空前的拓展力远播异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隋唐王朝相继屹立的数百年中，万千百姓以坚强的毅力和饱满的热情，辛勤地创造着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繁盛的京都长安，千古绝唱的诗歌，意到笔随的书艺，活力盎然的壁画，流润存真的陶塑，一派祥和的各式佛像。一切一切，是不涸清泉，滋润着后世。直到今天，海外的华人仍自称唐人，以纪念这个金光灿烂的时代。

材料二   说起隋唐，外国亦早已熟知，当第一艘遣隋使船于公元607年抵达中国港口，日本文化就与隋唐文化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高僧玄奘和尚以无比的执着和顽强的意志，历尽艰辛，终于打开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大门；满载着奇珍百货的商队，络绎不绝于中国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丝绸古道上……隋唐帝国，声威远播，成为著名的古代东方帝国。

——以上均摘编自王仁波主编《隋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