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太祖：“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争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故？”赵普：“……此无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北宋建立后，统治者鉴于唐后期以来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历史教训，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维护政权稳定的措施。

材料二   如图所示，为北宋中央权力分配示意图。

材料一   下图分别是唐、宋长江中下游政区示意图

唐代                                                                        宋代

材料二   宋帝国自诞生之日起，在制度设计方面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目的性国家对工具性国家的要求，即动员内部力量以应对国家间生存竞争；另一个是纠正汉唐帝国的政制缺陷，完善工具性国家。就前者而言，主要是壮大经济资源问题，并着力于提高资源的汲取能力等。就后者而言，主要是在制度上解决基本制度中的缺陷。

——摘编自刘守刚编纂《中国财政史十六讲》

材料一   隋代，流刑开始被列入刑罚正刑的五刑之中，犯人被判罚的流放里数也有了明确的层级规定，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和两千里作为流放的三个里程等级，初步形成“三流制度”。唐代时，流刑的刑罚更加严苛，开始以两千里作为“三流”的起点，最高里程可达三千里。宋代被流放的政治犯不乏宰相、执政之类的高官，其中比较著名的高级官员如下表所示：

一般罪犯则被流放到受到少数民族政权袭扰的北方，流放犯在这里充当边界军队的劳力，带有戍边的目的，这就是“充军”。“充军”正是宋代最流行的一种流放形式，将流刑与军事守备紧密结合。

——摘编自刘安迪、周东平《宋代流人量移考》

材料二   清乾隆年间，大量遣犯被发往新疆种地、为奴或当差。被遣往新疆屯垦的犯人，被鼓励携家眷一同前往。遣犯沿驿站路线被发往新疆，途中的一切费用均由官府承担。政府分给遣犯地亩、口粮、籽种、农具等；勤于耕种的遣犯获得奖赏；准许遣犯在一定年限内转入民籍。地方督抚饬令各府、州、厅、县官员，详查递解（官府将罪犯押往远地）的各省遣犯的籍贯、罪由、人数、病故、脱逃、拿获情况，以及供支造犯的钱粮数目；再经各省按察使、布政使汇总核查，于每年年终由督抚联名以奏折汇报、题本奏销的形式提交中央。

——摘编自郭文忠、祖浩展（乾隆朝发往新疆遣犯人数估算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