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周时期，“官学”转变为“私学”，进而发展为各种学派。各学派的创始人及主要思想家称为“子”。先秦诸子以春秋末年的孔墨显学勃兴为开端。而诸子正式形成并竞相争鸣，则在战国年间。其时之所以出现文化多元发展的盛况，至少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春秋战国去古未远，保有较多原始民主的遗存；第二、周天子地位下降，列国各行其是，政治多元为文化多元提供了条件；第三，正因为政治及观念的新权威尚未树立，而原始民主遗风犹存，故当年的士子普遍富有批判精神，这种犀利的社会批判精神增强了诸子学说的锐利性。
材料二 唐文化极一时之盛，表现在以博大的胸怀，如“长鲸汲百川”似的吸收异族外域文化。唐人不仅广泛接受胡乐、胡舞、胡装、胡食，使唐文化丰富多彩，富于阳刚之气，而且以空前规模吸收外域精华，外域文化如“八面来风”般涌入唐代中国，“使唐文化成为一种世界性文化”，而公元6世纪至8世纪的唐都长安，更成为一个世界性都市，其中鸿胪寺接待了七十多国外交使节，其国子学和太学也先后接纳三万余名外国留学生。隋唐文明更是向外部世界辐射，如汉字、儒学、纲常律令、科学技术、中国化佛教等都对周边乃至更远地区产生了影响。
材料三 宋代的书院制度和私人讲学，促进了文化传播和学派形成，使自由议论之风发展。别具一格的“宋学”得以形成和繁衍……在精致而又森严的贵族世界之外，还有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宋代科技的辉煌发展是全方位的，地理学、地质学、医药学、冶金术、造船术、纺织术、制瓷术等都有辉煌的成就。这也是一个科学家辈出的时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沈括“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且创见迭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明五千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文化“极一时之盛”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各举出一个宋代贵族世界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具体例子，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推动宋代文化、科技全方位辉煌的因素。
材料一 《资治通鉴》在探讨历史盛衰上体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经验，除关心秦何以亡，汉何以兴，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些问题外，侧重探讨如何用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司马光关于历史过程的王道、霸道的观点是保守的、倒退的历史运动观。《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标准：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鉴盛衰，法善戒恶，这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通鉴》在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吴怀祺《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为唤醒国民爱国精神，通令各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傅斯年等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钱穆为了讲好通史课，先后编写了几种讲义，又编选了一部《参考资料》，后编成《国史读本》，此外，尚有“通史随笔”五六册，汇集备课时所需史料，到西南后又续有补充，为《国史大纲》之祖本。《国史大纲》成书后，钱穆写成《引论》一篇，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正面阐述了钱氏“新史学”的基本内涵，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史学观念。他强调，一国历史与文化实是民族赖以存在之基础，“国史”应成为一种国家和国民的教育。
——摘编自冯峰《钱穆研究三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优秀史学著作的共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