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太祖废除丞相后，因繁多的政务和大量的奏章，一个人无法管理，故设殿阁大学士，由文人充任，批阅奏章，只可备顾问。到明成祖时，殿阁臣僚入值文渊阁，可以参预机务，但“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批答出自御笔”。宣德初年，明宣宗开始让内阁和个别部的尚书对中外奏章提出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子疏面进上，称为“票拟”，然后呈皇帝“易红书批出”。及至正统初年，因英宗朱祁镇9岁登基，年龄幼小，太皇太后全权委政内阁，使内阁票拟制度化。到明世宗中叶，夏言、严嵩等人执掌内阁，地位赫然为真正的率相，亦可压制六部。然而，首席内阁大学士（或称内阁首辅》虽然有票拟的权力，但却不得不依顿于内部太监送达批红。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清朝建立之初，内阁、议政处、南书房三者的职掌分别是：“国家初制，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其特须诏旨，由南书房、翰林院视草。”雍正帝设置军机处后，大权归之，“机要章奏皆下焉。诏旨有明发、有密寄，由（军机）大臣面呈指挥具稿以进。自是内阁票拟特寻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机庭，兼议政，视草而一之”。至乾隆时，内阁权更轻，票拟本章只是例行公事，“凡阁臣不入枢府（军机处）者，则一切要政皆不得预闻，宰相备位而已”。
——摘编自[济]管世铭（鹤半巢诗集·序》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明朝内阁首辅和宰相的不同。(2)根据材料二，概括清初内阁地位的变化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后，相继罢撇三位丞相，破格任命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改变了以列侯拜相的制度。布衣丞相的职位完全来自皇恩赏赐，难以形成与皇权抗衡时必须具备的自信。自公孙弘之后，丞相已经没有多少事权可言，然而国家政事有缺，汉武帝却依然追究丞相的责任。先后有李蔡、严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楚五位丞相被杀。汉武帝还创设“中朝”（亦称“内朝”），从立制的即时效果而言，“中朝”与清雍正时创建的军机处颇有类似之处，可以收决策快、速、密之益。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二 明初的政治变动既是承袭唐宋以来已然的趋势，又是基于元代政治的一种反动。事实上，朱元璋在明初实现了空前的集权之后，却不能很好地解决集权与效率的矛盾。终洪武之世，朱元璋都是在超乎寻常的勤政中度过的，即便在临终前的生病期间，仍是“临朝决事，不倦如平时”。不过，后世嗣君无法复制他的这种理政方式。
——摘编自王剑、李文玉《承继、突变与适调：明初政治变动中的政治文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对宰相制度的调整措施，并分析其创设“中朝”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朱元璋对宰相制度所采取的措施及该措施产生的消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