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嘉庆六年（1801年），严如煜授陕西洵阳知县，至道光六年（1826年）病逝，期间为官主要在陕西汉中度过。其足迹踏遍汉中，“草有《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边境道路考》”。道光元年（1821年），其升任陕安兵备道，适逢朝廷筹划陕、川楚边防建设事宜，命令三省勘察南山地形，其总任其事。“公自川入楚，反陕数千里，相度形胜，析官移治，增营改汛，条列井井”。加之当时参与其事官员“皆能洞达时务而练习乎边事”，严如煜“爱谘爱询”“互相参考”。其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边境道路考》的基础上，于道光二年（1822年）辑成《三省边防备览》并印行。“自古以来舆地之书，所记范围或为全国，或为一省、一府、一县、一镇……记载范围打破行政区域的界限，几未得见”。书中“民食”与“山货”两门，“民食”详于农田水利、移民垦殖的记载。“山货”则对木厂、炭厂、纸厂、盐厂等作了较详记载，尤其是对当地盐厂的分布及销售等详加记载。《清代思想史》写道：“此书指陈形势，规画兵旅，区为十门，而史论居其一。是亦以史经世者也。”

——摘编自梁妮《严如煜与〈洋防辑要〉》

材料   治史有“求异”和“求同”两种方法。“求异法”强调“同中求异”，即从“同”出发，用分析法求其“异”。比如研究新航路开辟后400余年的历史，我们首先理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的共性特征，进而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市场开拓方式、市场形成程度的差异。“求同法”强调“异中观同”，即从“异”出发，用综合法求其“同”。比如研究20世纪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两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面临的不同挑战，从挑战的不同国家、不同形式、不同力度、不同结果等方面，归纳出20世纪资本主义殖民体系逐步瓦解的历史走势。

材料一   塞尔登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于1659年入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捐赠者是英国人约翰·塞尔登。地图使用汉字标注，以南海为中心，不仅绘制有明朝人观念中的疆域，还涵盖了从右上角的日本，一直到南海周边的苏门答腊、菲律宾、婆罗洲、越南、马来半岛，这些地方在图中的位置与现实基本吻合。其中在地图上菲律宾群岛南部的香料群岛上标有的“化人”和“红毛”字样，即闽南人对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的称呼。地图上，所有城市和港口都用黑点注明，旁边用汉字标识出名称，四周用黑底黄边的圆圈圈起来。连通各个港口的线条，在海洋上形成花状的网格，表明过去船只航行过的一条条航线。

——摘编自卜正民《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

材料二   《中华现势大地图》出版于1933年，地图首先在当时的中国疆界旁，用特别的线条勾画出历史上曾经属于中华民族的国土范围，并用红色字迹一一标明这些国土何年因何条约被何帝国主义列强所掠夺。整幅地图的四角还附有15张小图：左边上方是上海、武汉等商埠的系列附图；左边下方是一组题为“我国海疆形胜被帝国主义者攫取及租借地图”的系列附图，它们从左至右分别是“法租广州湾图”“英占香港及所租九龙图”“葡占澳门图”等；右边从上至下分别是“旧都北平城市图”“东北大都会沈阳图”“东北边疆丧失地图”“我国极南疆域西沙南沙团沙图”“国都南京形胜图”等。地图左下方有黑色正楷“宁夏省政府教育厅发永久保存列入交代”等字样钤章。

——摘编自王军辉《中国近代史的见证〈中华现势大地图〉》

材料一：清代中国在进入18世纪以后，随着版图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人口也急速增长，并伴随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陕西、甘肃两省地处黄土高原的中、西部，地理上较其他省份距新疆更近，甘肃省更是与新疆毗邻。在清代，甘肃一省的管辖范围远超过今天的行政区划，还包括了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及青海省的东部。为了镇守西陲，保持在当地的军事防御力量，有多达两万名满蒙八旗兵及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兵，分别从东北、张家口、西安、宁夏等地奉调移驻。有组织的移民出关以甘肃省无业贫民为对象，经过招募，在官府组织及资助下分批前往新疆，安置于事先勘查好的屯区。乾隆中叶以后内地人口向新疆迁移形成了大势，这样说是因为上述各类形式的人口移动中都能看到陕甘回民的身影。如回民李应福，乾隆五十年(1785年)时他以73岁的高岭仍在新疆叶尔羌经营店铺。清廷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多种形式的人口迁移，以北疆地区为中心，出现了内地移民大量聚居的现象。

——摘编自华立《清代陕甘地区回民向新疆的迁徙流动—以乾隆时期的事例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拥有2万居民以上的城市，人口的实际增加数在1821~1831年间是110万人，1831~1841年间为127万人,1841~1851年间不下180万人。1750年以前,英国西部、西北地区人口稀少，比如兰开夏郡每平方英里只有156人。到了1851年，有几个主要区域平均人口密度都超过每平方英里800人，如伦敦、东兰开郡和西约克郡之间的工业区、西米德兰地区特别是伯明翰的工业区等。英国的总人口从1801~1831年中，每十年以将近16%的比率增长，而同一时期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得更为迅速。

——摘编自庄解忧《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城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