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辛亥革命绝非某种偶然因素的结果，也不是某个或某些历史人物主观选择的结果。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如果不具备客观的历史需要，没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任何人都无法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把它制造出来。……辛亥革命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产物。

——摘编自欧阳军喜《无法告别的革命：关于辛亥革命的几个问题辨析》

材料二国外学界不乏人物认为辛亥革命为“非革命”或“假革命”。如美国华裔学者陈志让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实现什么社会改革，是一场“假革命”，高慕柯说辛亥革命“犹如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费正清认为辛亥革命仅仅是“政体的变革”。日本学者横山英认为，辛亥革命是带有资产阶级因素的政治势力自上而下借以整顿原有封建统治秩序而发动的一场政治变革，不具革命性质。……总之，这些学者要么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政权变更，要么认为是汉族人发动的排满运动，反正所谓辛亥革命不是革命。

——摘编自王小荣《略述学界关于辛亥革命若干问题的分歧》

材料一

清中叶以来，中国士人与传教士开始引介西方共和体制，这些观念通过书籍、报刊的传播，发挥了思想动员的力量，使晚清时人们敢于去构想一个崭新的未来……辛亥革命实由各种思想、势力共同促成。革命党人多受理想激发，揭竿起义，立宪派人士亦认同共和体制，同时也为了自保与维系秩序，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就在新、旧势力既合作又妥协之下获得了成功。

——摘编自黄克武《从晚清看辛亥革命：百年之反思》

材料二

辛亥革命之前，梁启超、杨度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过“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但是“中华民族”多意指“大汉族”。辛亥革命之后，“中华”与“民国”旨趣之自觉组合的词语形态，增强了国人对于“中华”一词的认同感。民国初年，各种以“中华”命名的组织和事物蓬勃兴起，如“中华书局”“中华银行”“中华革命党”等。此种用语习惯及运思导向，使得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应运而生，并且逐渐流行传播。《临时约法》中进一步阐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的生成奠定了稳固的法理基础。1919年，孙中山提出，“我的意见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介中华民族”。

——摘编自康沛竹尚娜娜《辛亥革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