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中叶以来，中国士人与传教士开始引介西方共和体制，这些观念通过书籍、报刊的传播，发挥了思想动员的力量，使晚清时人们敢于去构想一个崭新的未来……辛亥革命实由各种思想、势力共同促成。革命党人多受理想激发，揭竿起义，立宪派人士亦认同共和体制，同时也为了自保与维系秩序，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就在新、旧势力既合作又妥协之下获得了成功。

——摘编自黄克武《从晚清看辛亥革命：百年之反思》

材料二

辛亥革命之前，梁启超、杨度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过“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但是“中华民族”多意指“大汉族”。辛亥革命之后，“中华”与“民国”旨趣之自觉组合的词语形态，增强了国人对于“中华”一词的认同感。民国初年，各种以“中华”命名的组织和事物蓬勃兴起，如“中华书局”“中华银行”“中华革命党”等。此种用语习惯及运思导向，使得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应运而生，并且逐渐流行传播。《临时约法》中进一步阐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的生成奠定了稳固的法理基础。1919年，孙中山提出，“我的意见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介中华民族”。

——摘编自康沛竹尚娜娜《辛亥革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