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期。延续数百年的程朱理学走向没落，经史考据之实学思潮兴起，并且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士大夫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和认识论等方面上。 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 在认识论上，顾炎武的学识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通过自己的学识与实践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与当时国内主流史学界并不符合。社会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回到现实问题中去。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而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因其较为明显的非学术色彩、普遍生硬的史论综合特征等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认同。 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联结在一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雏形，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充实加强。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更注重反思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实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者及其观点也发生了各种变化，经过几年的讨论、研究、调整、淘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后逐渐明确。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

材料一：既然新文化运动中许多议题在晚清就已经出现了，那么新文化运动到底新在哪里?其中一项就是整体观点的更新，民主与科学携手并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包括一切道德法律政治伦理等，而不是单从西方的启蒙政治价值中挑一条来反对现状；民主不仅体现在选举和政治中，而且体现在生活等方方面面之中；科学同样如此，理性不止运用于科学相关领域，而科学和民主都是用来解决政治腐败、帝制复辟的钥匙。消除政治社会黑暗的关键在于思想文化，是当时的一个新思想。

——摘编自王沉森《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是连续的吗?》

材料二：五四运动前，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零星的，绝大部分是转译自日本学者研究社会主义的著作。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原著的引进和翻译出版受到重视，各种期刊大量、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等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同时，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用通俗语言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

       摘编自石仲泉、鞠俊俊《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