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王会悟（1898—1993年，浙江桐乡人）年轻时深受《新青年》杂志影响，曾激动地用白话文给陈独秀写信。陈独秀欣喜地回信“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影响到教会学堂了。”1920年，王会悟在上海结识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达，两人于1921年4月结成伉俪，婚礼就在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办。中共一大召开前，李达是会议的具体筹划者，王会悟协助丈夫做筹备工作，开会期间作为会务人员参与了一大，特别是上海的会议被迫中断后，她勇敢提议，将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并始终在船上勇当“红船守护人”。后来，她一生致力于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毛泽东评价她是一个“真正的人”。后来王会悟将一大开会的经历整理成《“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的回忆录。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二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

——1964年一大代表董必武为南湖革命纪念馆题诗

材料三

注：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谢觉哉后来解释，5个圆圈指“共产主义者”，因怕泄密，故用圆圈代替。发出这份“开会通知”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陈独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口述史料对研究建党历史的必要性和意义。
(2)说明材料二、三对研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史料价值。除上述材料外，举例说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史还可补充哪些类型的史料。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留下的精神财富。

2 . 中共一大召开日期考证

材料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1978年，学者邵维正在参与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过程中，发现中共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竟然存在25种不同的说法。在海外的中共党史论著中对此也早有议论，有的反动分子还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邵维正在日记里写道：“理论战线上的同志，特别是党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弄清党的历史事实，把真相告诉人民大众，回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

材料二：邵维正对日期的考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代表行踪入手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通过查阅日记原件、当时报刊杂志等大量史料，并多次探访在世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一大代表的行踪大体得到确认：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所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为7月20日之后。

第二个阶段：综合分析，初步锁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他获得了一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档案，该档案原件存于共产国际，据文件内容可以确定三点：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在上海的会期为8天；由于“侦探闯会”，后来会址转移。

第三个阶段：连环印证，最终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一大曾因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邵维正从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上找到了相关报道，据此，他断定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这与共产国际所保存的档案文件记载的时间不谋而合。此外，一些代表曾回忆，巡捕走的第二天凌晨，与会代表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一起谋杀案。邵维正也找到了1921年《申报》的相关报道，显示谋杀案时间为7月31日，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为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

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

——以上摘编自李步前《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

(1)根据材料一，概述邵维正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举例说明邵维正考证过程使用的史料类型及辨析考证的方法。

3 . 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毛泽东只记得是“放暑假，天很热”，董必武则认定是7月，但并不清楚具体时间。学者邵维正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录，查阅共产国际的俄文档案及当时的报刊杂志，考证出大会开幕于1921年7月23日。由此可见（       ）

A．个人回忆的史料价值不高	B．综合多种史料即可得出合理结论
C．探寻历史真相需多元互证	D．最新的研究成果更接近历史真相

4 . 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因此关于她的召开日期众说纷纭：“一大”的亲历者张国焘说是6月底，陈潭秋则说是7月底。抗战时期，中共将党的纪念日定为每年的7月1日。学者邵维正查阅了相关的苏联档案、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当时的报刊杂志等多种史料，考证出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23日。这一结论被学术界和中共所认同。对此解读最准确的是（     ）

A．历史带有主观色彩，原无真相可言

B．历史解释应该允许而且提倡多元化

C．历史研究应该对多种史料进行考辨分析

D．历史研究只有结合亲历者的结论才可信

5 . 材料一：惟行至东交民巷口，公使馆方面以无中国政府执照不许通行，乃举代表数名，赴各使馆接洽，其他众学生等乃转而赴东城赵家楼曹汝霖宅内，警察等阻拦不住，拥入寻觅曹汝霖，曹已避去。当时学生举动非常文明，而因警察之干涉手段惹起学生之反抗，无意中将宅内电灯碰破，遂至宅内起火。

——《学生界之大风潮》，《京报》1919 年 5 月 5 日

材料二：是时章氏自公府宴会归，身穿礼服，正在曹宅，不防该生等陡然闯入。章氏急难逃避，遂被群众所殴，受伤甚重。群众因搜索曹氏未得，其中暴烈分子遂举火焚房。当时火焰冲空，人生鼎沸，曹氏邻舍家家闭门，恐惧不堪。当该生等在中华门齐集时，警察厅仅传知各区巡警注意所往，不料其有此种暴烈之举动也……旋经大总统传紧急命令，提署暨警察厅逮捕肇事首魁。

——《北京学生大骚动》，《顺天时报》（日本汉文报纸），1919 年 5 月 5 日

(1)两则史料报道的是哪一历史事件？其内容有何异同？
(2)你认为导致两则史料对同一历史事件报道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3)要全面了解这一事件的真相，还需要补充哪方面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