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王会悟（1898—1993年，浙江桐乡人）年轻时深受《新青年》杂志影响，曾激动地用白话文给陈独秀写信。陈独秀欣喜地回信“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影响到教会学堂了。”1920年，王会悟在上海结识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达，两人于1921年4月结成伉俪，婚礼就在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办。中共一大召开前，李达是会议的具体筹划者，王会悟协助丈夫做筹备工作，开会期间作为会务人员参与了一大，特别是上海的会议被迫中断后，她勇敢提议，将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并始终在船上勇当“红船守护人”。后来，她一生致力于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毛泽东评价她是一个“真正的人”。后来王会悟将一大开会的经历整理成《“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的回忆录。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二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
——1964年一大代表董必武为南湖革命纪念馆题诗
材料三
注：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谢觉哉后来解释，5个圆圈指“共产主义者”，因怕泄密，故用圆圈代替。发出这份“开会通知”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陈独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口述史料对研究建党历史的必要性和意义。
(2)说明材料二、三对研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史料价值。除上述材料外，举例说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史还可补充哪些类型的史料。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留下的精神财富。
| A．日记不具备史料价值 | B．运用史料要审慎辨析 |
| C．翁同龢生平无法了解 | D．立场决定史料的真伪 |
| A．个人回忆的史料价值不高 | B．综合多种史料即可得出合理结论 |
| C．探寻历史真相需多元互证 | D．最新的研究成果更接近历史真相 |
| 地区 | 销售状况 |
| 湖南全省 | 1919年8月长沙文化书社成立，半年之内销售2000本。此前销行极少。 |
| 四川成都 | 1916年底初到成都时只卖了5份，3个月后，销数才超过30份。到1919年下半年，销售顿然改观。 |
| 浙江杭州 | 新文化刊物在杭州的集中出现是1919年夏秋以后。 |
| A．南方社会比北方更加保守 | B．爱国浪潮激发民众关注时事 |
| C．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 D．《新青年》主流价值发生转变 |
| 时间 | 事件 |
| 五四之初 | 北大校长蔡元培积极营救学生，并于5月9日递交辞呈以示抗议 |
| 5月中下旬 | 山东各地农民响应，开展抵制日货和断绝粮源的斗争 |
| 6月5日 | 上海机器纺纱等行业六七万工人举行大罢工 |
| 6月6日 | 上海各商铺出现“学生一日不释，本店一日不开”“罢市救国”等标语 |
| 6月6日 | 上海乞丐首领通告：不准在路行乞，以免妨碍国人救国之行动! |
| A．民族矛盾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 B．社会舆论可以左右政府对外政策 |
| C．五四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 D．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已初步觉醒 |
| A．具有辩证的历史思维 | B．追求历史认识的深度 |
| C．注重史料搜集的广度 | D．重视史料的去伪存真 |
| 相关史料 | 24日，未署年月 | 北洋政府曾发给代表团训令签约的电报。 |
| 6月8日 | 《晨报》刊载上文电报并注明，“上月廿四（24）日国务院发出电报”。 | |
| 6月26日 | 北洋政府电令中国代表称，如不能保留山东，即拒绝签字。 | |
| 学者推断 | 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条件，当时向巴黎发电需数日才能送到，26日发电为时已晚。北洋政府在最后时刻做出这一决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 |
| A．北洋政府坚决拒签和约 | B．《晨报》支持五四运动 |
| C．拒签促使学生运动爆发 | D．北洋政府推卸签约责任 |
材料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1978年，学者邵维正在参与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过程中，发现中共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竟然存在25种不同的说法。在海外的中共党史论著中对此也早有议论，有的反动分子还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邵维正在日记里写道：“理论战线上的同志，特别是党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弄清党的历史事实，把真相告诉人民大众，回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
材料二：邵维正对日期的考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代表行踪入手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通过查阅日记原件、当时报刊杂志等大量史料，并多次探访在世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一大代表的行踪大体得到确认：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所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为7月20日之后。
第二个阶段：综合分析，初步锁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他获得了一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档案，该档案原件存于共产国际，据文件内容可以确定三点：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在上海的会期为8天；由于“侦探闯会”，后来会址转移。
第三个阶段：连环印证，最终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一大曾因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邵维正从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上找到了相关报道，据此，他断定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这与共产国际所保存的档案文件记载的时间不谋而合。此外，一些代表曾回忆，巡捕走的第二天凌晨，与会代表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一起谋杀案。邵维正也找到了1921年《申报》的相关报道，显示谋杀案时间为7月31日，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为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
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
——以上摘编自李步前《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
(1)根据材料一，概述邵维正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举例说明邵维正考证过程使用的史料类型及辨析考证的方法。
1919年1月，北京政府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团长，顾维钧、王正廷等人为成员。6月28日，中国拒签《凡尔赛条约》。
材料一 和议草约大体应签字，惟山东问题应提出声明。（指在和约内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的保留意见，才能签字）
——5月15日北京政府来电（代表团20日收到）
注：当时北京与巴黎之间发电报需数日才能收到。
材料二 昨英、法两使均称签字加保留事恐办不到，……如不能保留应签字为是。
——5月20日北京政府来电（代表团24日收到）
材料三 所有（请愿团）各代表等陈请，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等情，昨亦电达专使（指陆征祥）在案。
——6月27日《政府对鲁代表呈文之批词》（即北京政府对山东请愿团要求的批示）
材料四 我不愿意再在不公正的条约上签署我的名字，……闭幕会议（指6月28日《凡尔赛条约》签字仪式）已经结束几小时后，我收到一封完全出乎意料的电报，向我下达不签字的命令，其实我已自行其事地大胆实行了。
——陆征祥于1943年回忆
材料五 电报实际上是指令代表拒绝签字。电报于6月28日下午到达，我想是三点钟左右，那已在和会最后会议结束之后了。……陆总长本人起初赞同签约，甚至即使不允保留，可能也会赞同签字，但由于中国国内以及巴黎形势的发展，在国内舆论强大压力下，他最后也同意我的意见，反对签字了。
——《顾维钧回忆录》1976年
材料六 签约之日，和会事事为我备齐，待我随班签字，当此之时，廷与陆使愤慨万分，而陆使心犹重违北京训令，迟疑未决，经廷一再趣劝速决，二人卒皆严拒不到。
——《王正廷致吴景濂等函》1919年8月11日
(1)辨析和考证上述史料，说明中国拒签和约的真正决策者。(2)简析中国拒签和约的原因。
| A．应坚持发展的观点 | B．应区分人物的动机 |
| C．不应使用道德标准 | D．应注意史料的积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