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提出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李大钊和陈独秀相商，认为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酝酿和准备，成立全国性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通史》

材料二   1930年，中共中央基于革命发展形势和建立全国各苏区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需要，决定当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为“一苏大会”）。由于反“围剿”等原因，“一苏大会”被推迟；直到1931年11月7日才在瑞金召开，会议通过了《宪法大纲》《土地法令》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毛泽东等63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摘编自陈安、谢晨《党领导国家制度建设的伟大预演》

材料三   遵义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摘编自《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材料四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全会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所面临的国内外基本矛盾，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所应采取的基本政策。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通鉴》

材料一   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河间献王好儒学，从民间收集经过秦火保留下来的《尚书》《礼记》等古文先秦旧书，经考辨将正本献给朝廷。《汉书》评价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作注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淮南王亦好书，但“所招致率多浮辩”，故颜师古说他“言无实用耳”。

——摘编自《汉书》等

材料二   清代学者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自遁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而清儒“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即佛、道），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阮元进一步评论道，“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近人梁启超也认为清儒“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梁启超笔下的科学精神，是指“善怀疑，善寻问，不肯妄循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等。

——摘编自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立到2008年的87年间，共举行过1200多次会议。这些会议内容各不相同，它们都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是其中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挽救革命、挽救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

——摘编自罗时汉《武汉往事》

材料四   八七会议后，怎样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便成为摆在党面前的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这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是在党领导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简史》等

材料一 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尝试，它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的，在暴动遭到严重挫折时，毛泽东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开始闯出一条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毛泽东与中央早期领导人》

材料二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做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了“暴动”的重要性：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当然，最激烈的主张暴动的，是共产国际新任全权代表罗明纳兹。会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系列要求组织暴动的指令，但都一一痛遭失败。

——摘编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材料三 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根据党和红军当时所处的战争环境，集中解决了最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问题。鉴于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的错误尚未清醒认识，决议上写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

——郑广谨等著《中国红军长征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