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共两党基于自身立场，均颁行了自己的劳工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如1932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经过修正的《工厂法》和1931年及1933年共产党颁布的《劳动法》，其部分信息见下表。
法律法规 | 最低工资标准 | 工资发放形式 | 工资发放时间 | 加班工资标准 |
《工厂法》 | 以工厂所在地的工人生活状况为依据 | 通用货币 | 定期发放，每月两次 | 延长工作时间应加给平时工资的1/3—2/3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1年） | 劳动部门规定的最低工资额 | 现金（不得使用物品） | 每半个月发放一次 | 休息日和节假日，发双薪；额外工作，发双薪；夜间工作，按一定的比率增加工资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3年） | 由当地政府依据当地生活水平和职业等级，确定最低工资 | 货币和实物 | 每半个月发放一次；（临时性工作）工作完成时发放，且应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内发放 | 2小时以内，增加50%；2小时以上，增加一倍 |
——摘编自衡芳珍《二十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的工厂法》
(1)根据材料，指出国共两党劳工政策中关于工资规定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国共两党的劳工政策。
材料 20年代，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大论战刚萌芽，但论战双方的阵线是明显的。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都是站在主张以农立国的一边：而鼓吹新文化运动、西化、反帝反封的知识界则都是中国工业化的积极鼓吹者。以农立国论的代表人物是章士创。他提出的“返求诸农、以安国本”的观点，从农国与工国的不同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等方面来立论。宣扬农国更能维护中国文化独有的调和持中、尚俭节欲、清静安民、寡欲不争等精神美德：大讲欧战后欧洲工业国已“崩坏难于收拾”、而“吾国伪工业病之复洪涨不可终日”。以工立国论的代表有恽代英、杨铨、杨明斋等人，他们阐明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法律大部分是维持经济的组织及其社会道德习惯与秩序的，今其经济情形已变。则前之政治法律自然的随之而失其效用。”
30年代，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活跃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化问题的提出拓宽了对中国出路问题讨论的范围：同时，也由于在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我国农村凋敝的情况日益严重。还有2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认为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当时以农立国派提出的许多论点。特别是有关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农业是基础、工农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以及中国工业化面临的阻力与困难等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至今仍富有教益。如翁文灏在讨论中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综合双方观点之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为统一全国，朱元璋在前朝民族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进而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民族政策。朱元璋认为“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对蒙古族，一方面武力打击，一方面承认元朝曾经统治中国的正统性，运用怀柔手段笼络安抚蒙古贵族和平民。对南方各少数民族，主要侧重“以德怀之”。政治上，继承土司制度并加以改进，推行土流合治；文化上，“用夏变夷”,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儒学；经济上，实施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
——摘编自杨杰《论明太祖朱元璋的民族政策》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积极推行“重边教，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的民族同化政策，如提倡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奖励内地人民移住边疆或边疆人民移住内地、推行“国语”运动等，以便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汉化的中华民族”。受此影响，贵州大力推行统一语言文字、汉苗通婚、统一服装等运动。
——摘编自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
材料三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相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言，社会供给的不足和结构性失衡，这种不足和结构性失衡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为此，党中央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着手，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实现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提出在民族地区重点开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工作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政策法规，取得了卓越成就。
——摘编自张学敏、柴然《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政策发展及新时代走向——基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元璋民族政策的特点并指出其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国民党的民族政策。
(3)根据以上材料，谈谈你对新时代我国民族政策的看法。
材料：1933年7月，在知识分子中颇负盛名的《申报月刊》组织了一次题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笔谈会。从参加者的言论看，这个笔谈会实际上是针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中国现代化之影响”这一主题而举办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期载有7篇文章，以对苏联计划经济的态度为标准来划分，赞成的有4篇，模棱两可的有2篇，反对的只有1篇。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唐庆增等人，反对中国仿效苏联采行计划经济，其原因主要有：苏联自己发布的统计数字，“不尽可靠”；“中国国情特殊，幅员既广，人口又多，若仿苏俄之先例，试行国家大托辣斯，姑无论此若大之资本无从筹划，即筹得后，将如何管理乎”？他们从人性恶的观念出发，认为只有私有制才符合人性，有利于生产。赞成者则反复强调两点：第一，以计划经济为特色的社会主义促使经济协调，“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生产与分配才有合理的处置。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遭遇的严重经济恐慌，大部是由于生产与分配方法不合理的缘故”。第二，以计划经济为特色的社会主义符合人道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之高度发展的经济形态”，因为它“不是以生产关系支配人类，而是由人类自己来支配生产关系”。
——改编自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是否实行计划经济一事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5 . 材料 随着国民革命的失败，军阀战争的加剧，广大农民陷入了灾难的深渊。从总体上来看，地权不断集中于少数私人地主之手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据国民党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对22省879县的调查，“佃农缴交地主地租额总在收获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且“无论佃期租率等等，只凭口约或习惯”，加之包租、转租、催租吏的敲诈等中间剥削，使佃农的生产与生计更加没有保障。30年代，各省田赋征收的绝对额可谓年年见涨，其中尤以田赋附税病农最甚。1930年6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土地法》，宣布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虽缓和了矛盾，但国民政府避开农村土地中的实质性问题，而试图用枝节性的改良改变农村现状，“为着推进便利，宁为逐渐改进”。在地主豪绅的激烈抵制下，然而其允诺实行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但在实际上，该政权并没有下决心采取相应的力量，使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整个地走向衰落。国民党到台湾后总结说：“回顾过去我们在大陆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能够彻底实行土地改革”。这一时期的土地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刘秀娟（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土地法）评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民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国民政府实行的土地改革。
材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乡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梁漱溪将此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但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进而分析了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断……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
——据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及《梁漱溟全集》整理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中，选择任一理论或实践实例来评析材料中梁漱溟的观点。（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述充分，表达清晰）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为了农村赈灾和反共的政治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将西方传来的合作社思想付诸实践，开始用行政命令主动发起农村合作运动。在“救治农村”“调节农村金融”的口号下，通过政府的组织和宣传，将城市银行的剩余资金贷往农村，创办信用合作社。1928年，国民党中央执监会通过了《组织合作运动委员会建议案》，将其规定为国策运动之一。“经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提倡，始逐步具体化、普遍化，益以各方面的推动，合作事业之进展逐日形蓬勃矣。”但终因未能改变封建制度，农村合作运动未能起到挽救农业危机和复兴农村经济的功效。
——摘编自傅宏《论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材料二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为了解决中央苏区粮食极度缺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并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负责管理。1930年2月闽西根据地发布的《合作社讲授大纲》作为第一个向群众系统讲述合作社的宣传材料，提出了合作社的多项原则，如合作社以增进社员共同的经济幸福为目的，社员必须是自动结合的，等等。1932—1933年，苏区政府相继颁发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等法律规则，推动了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如他们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调剂劳动力和耕牛以促进生产而自愿结合组建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等。1934年2月，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成倍增加，在反经济封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葛文光、李录堂《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合作社的历史沿革及其评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20年代后期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30年代苏区农村合作运动的特点及意义。
电影、党国与宣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电影宣传及管制就被提上日程。1927年8月，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将戏曲电影视作是“社会教育及主义宣传”的重要手段，规定在上海演唱新旧戏曲与放映中外电影均须交该部审查后才能放映。鼓励戏曲电影“宣扬三民主义或富有三民主义的革命性”，体现“优良之国民性”，凡违反三民主义者则加以禁……9年3月，教育部公布全国高等教育及普通教育之工作及计划，以电影戏剧为推行社会教育之最大工具，并拟订电影戏剧检查条例，要求国内电影及留声机公司制映与灌入关于国耻教育之内容。该部亦与内政部联合公布“检查电影片规则”16条，合格影片首先应是“不违反党义及国体者”，其次则为“不妨害风化及公安者”及“不提倡迷信学说及封建思想者”。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评述国民政府的电影管制措施。
材料自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转入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得到农民拥护，日益威胁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基础。此时农村经济也出现了种种衰退迹象，严重影响到政府的财政。从最高统治者到民间舆论都发出了“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呼声。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兴起了一个从国民政府到民间的农村合作社和乡村建设运动，试图在不改变旧有土地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生产组合方式变革，来应对农村现状。在政府的引导下，乡村建设运动和合作社运动展开并形成潮流。
推行效果较好的是国民党为军事等需要在豫鄂皖三省推行的“农村合作预备社”，其中安徽六安县在1933年入社农民占全县人口的0.71%，这个比例高出其他一般地区。信用合作社成为全部合作社的主体，在1933年农民各类借贷来源中，合作社只占1.3%；1934年农民余款各种存放处所中，合作社占0.7%。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农村政策毫无变化，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新土地政策，再次得到农民认同。
——摘编自虞和平《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经济卷·1900-1949》
提取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和合作社运动。
材料一 1921年8月11日，中共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同年8月20日，书记部出版《劳动周报》，宗旨是“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它深受工人喜爱，发行了16.5万份。同时，以“唤醒工人的觉悟”为方针，书记部还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到1922年，书记部共建立100多个工会组织，拥有会员90万名。1922年5月1日，书记部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中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和《罢工援助》。1925年5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至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摘编自刘宋斌等《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材料二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下茶陵县城。毛泽东立即指示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保卫商店、邮局和学校。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立即号召广大群众建立工农武装，惩治土豪劣绅，土地革命在茶陵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28年1月，遂川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颁布实施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临时政纲明确规定和保护广大工农的政治权利、劳动权利和受教育权利。
——摘编自戴雪梅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演进历程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活动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进行政权建设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政权建设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