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接收的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破坏、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基础设施薄弱的烂摊子。通过执行国家的财政工作决定，1950年财政收支相抵后仍然结余10.6亿元，到1951年全国财政收入达124.96亿元，到1952年年底的时候，我国经受住了朝鲜战争和帝国主义禁运的压力，在经济领域站稳了脚跟。1951年2月，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军委会议时指出：“现在看来，朝鲜战争会拖下去，不是一两个战役即可结束的，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力量，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设。”随着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和停战谈判的开始，边打、边建、边稳政策中建设的任务更加突出了，这样发展国内经济就成为新中国的当务之急。

——摘编自景红霞《苏联与新中国“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材料二   中共中央决定于1953年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不仅是发展的计划，而且是体制变革的计划。它是我国过渡时期的战略步骤之一、指导方针就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重点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五”（1953—1957年）计划是一个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不但包括经济建设划，还包括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方面包括工业、农业、运输和邮电、商业以及提高经济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社会建设方面包括培养建设干部，加强科学研究工作，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一五”计划的宏伟蓝图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它是计划经济时期完成情况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率高达84%，大部分指标都超额完成。

——摘编自鄢小龙、胡鞍钢《中国十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情况回顾》

材料   1949年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年，年初党中央做出了“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等重大决策，为新中国城市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治条件.新中国建立后，首先对遭到战争破坏的城市进行了重建，各级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制定的减市发展方针，大力发展工业生产。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以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对原有国民经济体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两大主要任务，工业化建设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项工程为核心。同时确立了八大城市为重点规划建设的工业城市，国家的重点投入使部分大中城市优先获得发展，城市功能发生明显变化。1958年后，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设市数量从1957年底的177个增加到1961年的208个。进入60年代，一系列整顿政策及相关措施实施，大批工业项目被迫下马，大量进城务工农民及家属被迫返乡，部分城市居民直接下放到农村，一些城市的行政建制被撤销，大部分城市停止城市规划。同时东部重要城市的工厂企业有计划地向西南和西北数省转移，工厂选址和建设以“靠山、分散.进洞”为原则。1978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并在其后形成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1985年以后，中国大多数城市充满活力地进入快速发展的启动期。1992年后，城市竞争加剧，中央政府不断将城市管理权力让渡给地方政府。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同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房地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异军突起，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开始走向商品化和社会化，城市空间规划和建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城市化进一步加速。

——摘编自何一民《新中国城市历史分期研究》

材料一   1937年4月，新华书店诞生于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的简陋石窑中。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印刷生产力落后，但出版物的内容却精益求精，定价低廉，绝不唯利是图。而书店招收新人员时，首先要上“为人民服务”这一课。抗日战争时期，新华书店付出了重大牺牲，比如胶东新华书店在1939年的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和负伤70多人；晋绥新华书店三次被日伪军烧毁，在群众支持下一次次重建起来。而后世所称的“新华精神”由此奠基。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定了这样一条原则——每解放一座城市就要立刻着手办理四件事：开办银行、开办邮局、开办供销社和开办新华书店。据1949年9月的统计，全国已有新华书店735处，职工8100人。

材料二   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为了专业化发展，新华书店的出版、发行、印刷业务分开，新华书店成为专门从事发行的企业，发行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类书籍大量出版并在新解放区广泛传播；大力发行扫盲课本，还向农村发行《三里湾》《小二黑结婚》《庄农杂志》等通俗读物。1951年，新华书店发行有关抗美援朝的书刊1亿册，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新华书店职工号”飞机一架，高射炮一门。一五计划期间，平均每年新建新华书店门市部400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每个县（旗）都建立了新华书店。

——摘编自郑士德、郑北星《中国书业史》

材料一   在近代严重的民族危机中，不少知识分子强调语言统一的重要性。1901年蔡元培提出，语言为“接续思想之记号”，文字“又语言之记号也”，传播思想不能“越语言而径凭文字”。因此，他提议“于初级学堂立官话一科”。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提出，“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统一语言”可以“以结团体”。

——摘编自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开拓进取，砥砺前行，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力贫弱，百废待兴，文盲率高达80%以上。党和国家大力推动语言文字改革，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就启动相关工作。到50年代，我国相继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等专职机构，并围绕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开展改革。

——摘编自王爱云《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文字改革（1949—1958）》等

材料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会带来新的岗位和职业。以下是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的马克思关于青年人的职业选择的论述。

青年选择职业除了要考量内心的向往和感受，更要考虑社会的主流和需要。伟大的东西不是因为它的名利伟大而著称于世，而是由于它的价值伟大而彪炳千古。因为一个人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工作，作为全人类一份子的他才会在工作中完善自我，让自己更加幸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倡导青年们在职业选择中要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为了实现人类幸福和自我完善的有效联动谱写绚丽华章。

材料一   北京市第三届（1951—1952年）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构成情况

——资料来源：依据《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1979—1993）》第143-145页资料整理

材料二   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构成(1954-1959) (单位: %)

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职业构成(1998-2003) (单位: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