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初的英国，在家族授产制下，对土地进行经营管理的人只享有有限的经营处分权，不能出让、置换、出租土地。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议会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改革传统的土地法。19世纪中叶，一些议员领导建立了一个要求“自由的土地”的运动，强调土地自由转让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必须得承担亚当·斯密的责任……应当建立一个争取（土地）自由贸易的联盟。”19世纪70年代，议会中的激进派提出：“应当保障土地承租人的权益，使他们享有充分的改良土地的权利。"1882年《限定土地法》通过，规定“占有土地的终身地产权人享有广泛的出租、出售、改良土地的权利”。

——摘编自咸鸿昌《19世纪英国的土地法改革》

材料二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正式提出了“三权分置”制度，强调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2020年实施的新《土地管理法》废除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能入市的规定，改变了过去以土地征收原用途来确定土地补偿费的办法，允许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

——摘编自西部资源杂志社《近代中国历次土地改革》

材料   随着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工作重心的转移，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百万大裁军”自上而下有组织地进行，中国的国防建设和人民军队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在人民军队精简整编的过程中，全军开展了积极的政治工作，使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1978年以来，人民解放军掀起了历史上空前的训练热潮和科技大练兵的高潮，并且加强了部队的文化教育。随着国防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逐步实现了常规武器精良化，有限的战略核威慑更加有效和精干。改革开放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颁布了13部军事法，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数以百计的军事法规、千余件军事规章，有力地推动了依法治军方针的贯彻落实。人民军队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出发，一大批军事设施改为民用，并直接支援地方的经济建设。

——摘编自齐鹏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一：1964 年8月，美国悍然轰炸越南北方，中国在进行援越抗美斗争的同时，加强战备，进行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在西南、西北、中南纵深地区建立起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在西南、西北部署的新建、扩建和续建大中型项目达300 多个，包括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森林建材、铁路交通、邮电、教育等各个方面。

——摘编自王桧林等主编《中国现代史》

材料二：199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努力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的西部地区。到 2002年国家在西部地区开工了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水利枢纽、公路干线等36项重点工程，完成退耕还林4418万亩、荒山荒地造林4404 万亩，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1999年的35.4%提高到2001年的38.3%。生产布局和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摘编自武力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

材料三：2021 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的里程碑。

——摘编自潘岳等主编《中华民族组词体概论》

科技兴则国家兴，科技强大则国家富强。近代以来的几次科技革命，引发大国兴衰和世界格局调整。

材料一   17世纪英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率先建立了现代科学体制。专利制度保护和激励了技术发明者的热情。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促进了科学家的聚集、科学的进步和科学价值观的普及。最终推动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世界经济强国。但19世纪中叶后英国在电气技术革命中错失良机，经济领域逐渐呈现了科技与生产相分离的趋势。例如，电机、变压器、二极管等关键性技术发明起源于英国，却最终在德国和美国得到大发展，科技优势地位逐渐被美、德取代。美国高度重视科技发明，与德国共同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独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新科技革命的浪潮，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并长期保持全球科技和经济的绝对领先地位。美国的科技强国之路既有和英国相似的部分，也有其独特之处，如二战后军需主导的科技发展路径和政企合作的发展模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大量优秀人才的引入，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摘编自中国科学院《科技强国建设之路：中国与世界》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欧美国家的科技封锁和落后于人的现实，中央政府成立中国科学院，并系统地构建起了新的科技发展领导体制。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组织全国数百位专家制定《1956—1967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远景规划》的成功实施，取得一系列成果，满足了国家国防等战略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通过改革科技体制、建立创新体系，特别是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科技发展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推动中国载人航天、北斗卫星导航、量子通信、高铁技术、中国天眼等一系列科技发明，对科技事业、国防安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摘编自魏立帅《实施科技发展战略，走科技强国之路》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出存在“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一个是指亚非拉广大落后国家，一个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个地带都反对美国控制。1963年5月，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在瑞士与法国一些工业界人士举行重要会谈，此后法国工业界人士对中国开展一系列访问。美国从1963年8月起扩大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戴高乐多次对美国进行谴责，并敦促美国撤军。1964年1月27日，中法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关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摘编自赵怀普《中国谋求打开对欧关系的努力》

材料二   1978年，中法双边贸易总额为19.5亿法郎，1979年一跃到28.3亿法郎；1978年12月，两国政府签订关于发展中法经济关系和合作的长期协定。1980年后，中法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1985年4月，中法两国又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发展经济和合作的长期协定，以及法国政府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的文件。双方声明：“两国将采取一切有益措施，创造良好的条件，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特别在能源、电讯、信息、运输、航空、农业等方面扩大合作。”

——摘编自陈福星《论中法经济贸易合作关系》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已有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清嘉庆十九年（1810年）松筠奏称吐鲁番“宜种木棉、近来种植甚广”。1884年，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在新疆逐渐加大了移民屯垦的力度，不仅开展全疆水利垦殖建设，还在各地建设了农林实验场、讲习所等。吕办和私人银号相继创办，向棉农提供贷款。同时，俄国为改善进口的新疆棉花品质，向当地棉农分发了众多美国棉种。至光绪末年，新疆棉区遍及南疆数县和东部吐鲁番地区，北疆昌吉亦有种植。其中，吐鲁番棉花年产量达300万斤，冠绝新疆。至20世纪初，虽然“土法土机”式纺织仍是主流，但南疆已出现一些机器轧花工厂，其中吐鲁番的六个轧花厂中有两个属于俄国人，有近千台手摇机。

——摘编自刘玉皑《清代民国时期新疆棉业发展》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新疆棉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新疆建成国家级优质商品棉生产基地”的方案”被纳入“九五”计划。截至2000年，新疆棉花面积与总产量比1990年代初期分别增长了1.33倍和2.67倍。科研、金融、病虫害防治、生产资料、机械制造等服务于棉花生产的产业也获得一定发展。虽然经省级政府资格认定的企业可以直接参与收购、加工和经营棉花，但供销社仍是新疆棉花经营的主渠道。伴随着新疆棉区迅速扩张，也使相当数量质量差、效益不佳的次宜棉区和风险植棉区盲目介入。2001年《国务院进一步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提出：“（要）放开棉花购销与价格，积极发展产业化经营，努力扩大出口……促进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棉花市场的形成”。2008年，新疆棉田面积与棉花总产量较2000年增长一倍，同时棉花纤维强度与长度也获得大幅提高，国内部分大企业因此借着向西开放的契机，踊跃在新疆投资棉花产业，推动了新疆棉花加工能力和质量水平的全面提升。

——摘编自樊亚利《新疆棉花产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材料三   新疆是中国最大的产棉区，年产量在500万吨左右，占到国内棉花产量的80%以上；国际知名服装品牌，多是新疆棉花、纺织品、纤维制品的采购商。近年来，美国在新疆“强迫劳动”议题上的“露獠牙”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国务院等部门发布《新疆供应链商业咨询公告》，警告企业供应链勿与新疆等地所谓“侵犯人权”实体发生联系；美国商务部把“与新疆侵犯人权有关”的11家中国公司（包括纺织企业）列入被制裁实体清单……特朗普政府一度试图实施对所有新疆棉花及其相关产品的广泛进口禁令，却发现操作困难而暂时搁置……

——摘编自陈想《美国“新疆棉花禁令”背后的三个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