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日本的大化改新按照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模式，首先废除部民制，将贵族奴隶主私有的屯仓、田庄统归国家所有，部民转化为国家公民（奴婢除外），对大夫以上官员按职级赐“食封”（体禄）。其次经济上实行班田收授法与统一税法—租庸调制。中央设八省、一台（监督官吏的“弹正台”）和二官（神祇官和太政官管辖并监督八省）。在各地则设国（司）、郡（司）、里（长）三级行政单位。各级地方官的任免均属于中央。大化改新开始后迄八世纪中叶，日本律令与唐朝律令相仿处有420余条之多，这加速了日本封建社会的形成。此后的日本天皇坚持同中华友好，“以唐为师”，缔造了日本的“天平盛世”和辉煌的历史。
——摘编自刘明翰、陈月清《论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对日本及东亚的影响》
材料二 公元645年，日本正式确立了律令制度，以天皇为中心的贵族阶层作为统治阶级形成并逐步掌握政治权力。公元794年，日本国首都由奈良迁往京都。为了培养优秀官吏为之服务，政府把建立培养官吏的机构和完善一系列教育制度放在了首要位置上，并于公元701年制定了“大律令”。
——摘编自向洁《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初创期的官吏培养制度》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日本“大化改新”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大化改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大化改新”对日本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由于土地兼并的急剧发展，8世纪末叶，班田制几近废弛。许多破产的农民被迫投附于势力之家，成了依附者，或者把自己的份地“寄进”给贵族、寺院或神社，成为他们的依附佃农。8世纪末9世纪初，有势力的贵族、寺院或神社普遍建立起庄园。庄园大小不等，形成的情况也不一致。有的庄园就是原来的村落，有的包括几个村落;初期的庄园多是通过垦荒建立起来的，被称为“垦地系庄园”;后期庄园则多是因农民“寄进”而形成的，被称为“寄进地系庄园”。庄园的生产者被称为“庄民”,他们原来是国家的公民，由于破产或迫于形势的压力而成为庄园领主的依附民。
材料二 大化改新时期的功臣中臣镰足，后来被天皇赐姓藤原氏。此后藤原氏家族势力强大，自9世纪中叶起，专擅国政200余年，史称“摄关政治时期”。摄关政治时期，社会秩序混乱，地方豪强为了保护自己的庄园、扩大势力，都把自己家族中的青壮年和仆人武装起来，建立了一种军事组织，形成了特殊的武士阶层。在天皇与摄关家进行斗争时，双方都竭力拉拢武士，扩大自己的实力。因此，武士势力迅速增长，甚至左右政局。11世纪，日本形成了两大武士集团：关东的源氏和关西的平氏。1185年，关东源氏消灭了关西平氏，控制了中央政权。1192年，源氏武士集团的首领源赖朝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称号，在关东建立起镰仓幕府（1192~1333年）,日本开始进入武士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下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日本庄园的主导类型的变化，并简析日本庄园兴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武士阶级专政形成的条件。
材料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从3世纪开始，中国的汉字和文化、儒学、律令制度渐向日本传播，到唐代达到高峰，正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奈良时代的日本出现了文化发展的高潮，模仿唐朝在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日本人还利用汉字创制了本国文字，但随着假名文字的发展，日本文化逐渐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由所谓的“唐风文化”转化为具有日本特点的所谓“国风文化”。
——摘编自孟广林《世界中世纪史》
从“外来文化”的角度，自拟论题，结合世界史（中国史除外）的相关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本贵族在信仰上产生了矛盾，并在政治上走向对立。公元646年，代表革新政治的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思想文化并实行“大化革新”（即“大化改新”），将唐朝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儒教思想进行广泛传播与学习，发展了以中国政治结构为蓝本的官僚制度，用外来的新文化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经过500年左右的发展后，源赖朝开始建立幕府制度，实行“将军—大名—武士—农、工、商”这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要求各个阶层安守本分，并反对一切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从镰仓幕府至德川幕府近700年间，武士阶层创建了一种规范性的伦理行为，被称为“武士道”。武士道精神不仅是建立在武士阶层中的道德伦理规范，同时也为各个社会阶层设立了道德标准。
——摘编自于师懿《儒家文化与日本武士道精神》
材料二 自1871年到1945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71年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为第一阶段，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他自述写作原则是“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从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中国东渡日本留学者络绎于途。1919年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蒋百里的《日本人》等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意图攫取德国在华利益，进而窥视华北，引起国人警惕。“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方针，搜集整理中日关系史料，每日在《大公报》上连载一段。1937年9月，蒋百里奉命出使欧洲，他在柏林写成题为《日本人》的小册子。和蒋百里同时期留学日本的戴季陶于1928年写成《日本论》一书，该书从“学问本身”对日本进行了一番研究。
——摘编自陈建云《〈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武士道精神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两个阶段”的目的，并说明其共同的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历史上中日之间的相互学习中所得到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