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94年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认为是德国间谍，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1897年，法国文坛领袖左拉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要求重审此案。次年，左拉还写了一封致总统的公开信，并发表在《震旦报》上，该报主编乔治·克里孟梭给公开信冠上了“我控诉！”的通栏标题。公开信发表后，《震旦报》连续刊登“抗议”并征求签名支持，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签名响应，他们大多是大学里的师生或持有高等教育文凭的学者，此外还有作家、艺术家、建筑师、律师、医生等。当克里孟梭写出“来自各个地方的所有知识分子为了一种理念而汇集在一起”这句话的时候，法国知识分子自此“诞生”。他们走出各自的专业领域，利用自己的声望，从全人类共同奉行的一些价值信条出发，以各种方式全面“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批判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他们以强烈的公共关怀和显著的独立人格著称于世，被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奉为楷模。

——摘编自吕一民、朱晓罕《法国知识分子史》

材料一   1784年，英国政治家索姆杰·宁斯指出:“下院独立不是英吉利法的基本要素。英国宪法的优点在于它由三种权力构成，彼此相互依靠。其中一方独立于其他两方，它必将独占全部的权力，我们的政体就会立刻改变。上个世纪行使过下院独立，国王被弑，贵族遇难，建立起世上最坏的民主政体。倘若我们不幸再看到另一个民主政体，同样的混乱肯定会再次发生。”同一时代的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认为:“成功源自光荣革命，但光荣革命的原则不是变革而是维护传统。传统保障了社会的存在，是社会的基石。”

——方家、张士昌《迈向大众民主---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探析》

材料二   法国的革命者倾慕并效法古代民主，在表面上更忠实于民主的理想，实际上却把民主过度价值化，抽空了它的工具性内涵。在法国革命的高潮，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不是国民公会的理性辩论，而是变幻无常的街头民众运动。美国的革命者则出于对精英政治的偏好，对那种直接诉诸民众的民主忧心忡忡，他们基于对集权和压迫的恐惧，设计了一种体现限权、分权和制衡原则的代表制政体，这固然导致了民主价值的流失，但也为治理现代大型民族国家找到了一条非君主制的道路。英国推崇混合宪政的理念，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虚化了“王在议会”的制度，架空了世袭贵族主导的上院，缩短议员任期，扩大选民基础，以渐进变革将传统政治转化为了民主政治。

——李剑鸣《世界历史上的民主与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