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记》记载，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秦武公把邽、冀直接纳入国家行政体制之内，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去主持政务。至商鞅变法时，秦国普行县制于秦国全境，共设了31个县。秦并天下后，作为统一的封建国家，其领土空前广阔，将郡县制推行至全国。秦朝以法治国，大量任用并重用法家人士，作为法家重要人物的李斯希望强化君主专制，强调严刑峻法，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李斯个人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秦朝实行郡县制。秦朝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地方政治行政体系的基础，构建了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基本框架。
——摘编自《中国郡县制的产生与演变过程》等
材料二 1869年7月，日本政府发布“版籍奉还”令，版籍奉还，就是要诸侯向政府交出对土地和人民的封建领主所有权。版籍虽然归还了，但藩主仍是藩的行政长官，而且藩主仍旧控制着征税和军令的权利。1871年8月，岩仓具视等人调集一万御亲兵于东京，进行武力威慑，召集56藩的原藩主到东京，当面宣布了废藩置县诏书，并表示他们必须强制在东京居住，领取国家俸禄。在明治维新运动中，明治政府先后废除620多个藩地，共设三府七十二县，县知事由日本中央政府任命。虽废藩置县，但长州藩、萨摩藩、肥前藩、土佐藩，这四大藩帮的藩主依旧有着极高的政治话语权。
——摘编自《日本明治维新中的废藩置县》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废藩置县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日两国历史上设置县制共同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7世纪中叶，革新派拥立孝德天皇即位，组建起新的政权，仿中国建年号为大化，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实施大化改新：将全国的土地和人民变为公地、公民，由国家统一进行管理。在此基础上，效仿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授予公民定额的口分田，在保证公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规定公民按时向国家缴税。这样既防止了豪族继续扩张领地，也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了保障。日本政府以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为模板设置中央官制，根据唐朝的州县制在地方设立行政区划——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将旧豪族的统辖势力范围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然而，没有内在政治结构衔接性的照搬照抄式的内政改革受到了强大守旧派势力的顽强抵制，大和朝廷内部的革新派与守旧势力围绕改革而产生的对立冲突不断凸显。
——摘编自娄雨婷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的形成与特点》
材料二 自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首次公开地提出公民权利这一概念之后，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和义务就成为资产阶级宪法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虽然日本明治宪法也写上了若干有关人权的条文，但这些条文不过是天皇专制统治的装饰品而已。由于日本明治宪法是钦定宪法，“人民”因此在宪法中都被称为天皇的“臣民”。宪法列举了臣民有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等方面的权利，但是又规定权利必须“在法律范围内”“在不妨害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之范围内”方能获得。宪法“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又废除自由”。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民不但连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都享受不到，而且由于受到军事警察机器的高压和宣扬“皇民”思想的《教育敕语》的毒害，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极其有限，这也是后来日本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祸根之一。
——摘编自孙月娥《试论日本明治宪法的产生及其特点》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日本大化改新的主要措施并进行简要评价。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日本明治宪法的局限性并说明其成因。
材料一 1861年农奴制改革开启了俄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亦影响深远。改革是沙皇顺应时代之举，也是平衡国内派别之争后做出的最佳选择。改革《宣言》和《总法令》为改革造势和定调，补充性规约适时，适度地调整了改革方向和程度，力争实现带着土地解放农民的最初设想。然而，农民获得的所谓自由并不能解决土地不足、不沃的窘境，他们最终成为税高赋重的自由人。
——摘编自唐艳凤《俄国农奴制改革法令解读》
材料二 明治维新是幕末民族危亡时期日本社会的权力重组和权威重构。明治新政府内部的近代派与守旧派、近代派中渐进派与激进派之间经过长期权力角逐，逐步实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力重置、中央集权体制的组织构建和社会阶级基础的根本再造，加之法律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权威形塑，确立了以近代天皇制为载体的绝对权威。
——摘编自杨栋梁《权威重构与明治维新》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指出作者评价这两场改革的视角。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两场改革的共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