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30年代初，国际范围内自由主义的失势也影响到中国知识界。 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的热潮。知识界谈论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虽然不少，但真正像李大钊等人那样信仰社会主义的并不多，其中就包括了胡适等一批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不少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希望当局能向苏联学习，迅速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他们看到了苏联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却未能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施实际上是长期的渐进过程。1933年初《东方杂志》的“新年梦想”征文中，虽然有20多篇文章不同程度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集体诉求，但几乎没有一篇从学理的层面加以阐述的。与五四时期比较，3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思想明星则寥寥无几。其后，由于民族主义思潮高涨，3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思潮逐渐趋向没落，并最终被掩盖于抗日战争的浪潮之下。

——摘编自郑大华、谭庆辉《20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

材料一   1926年，苏联农业总产值达到1913年水平的118%，其中种植业产值为114%，畜牧业产值为127%。但从1928年开始，苏联国内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到1929年4月，收购到的粮食比上年同期还要少，连莫斯科的面包供应都出现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决心加速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以便把粮食牢牢地控制在国家手里。“一五”计划结束时，有60%以上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播种面积的70%以上；在主要产粮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比例为80%—90%。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摘编自陆南泉《苏联经济发展史简论与启示：从斯大林时期到赫鲁晓夫时期》

材料二   1952年，民主德国工业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50%，工业优势明显，呈现出典型的工业社会产业结构特征。同年，民主德国借鉴苏联模式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通过大量的财政拨款为合作社提供更多的税费优惠政策、向合作社派送专业技术人员、补贴合作社社员收入，吸引农民主动自愿加入合作社。与此同时，国家还通过动员、教育、说服、许诺等方式引导农民加入合作社。在农产品收购制度方面，政府采用了双重价格体系，国家规定农户每年以交售价格向国家出售一定额度的农产品，超出交售额度的农产品既可以以收购价格出售给国家，也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售。而且，在集体化期间一直保留了较高比例私有成分，甚至直到实现全盘集体化的前一年，私营比例依然超过一半以上。至1960年底，民主德国农业基本实现了全盘集体化。

——摘编自曾哲《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的特点及启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