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随着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内战中状况的恶化，杜鲁门政府也急于想和“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从中国内战脱身。于是，美国政府认为需要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以应付新的形势。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震惊了美国朝野，美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想当然地认为，国内必定有一批“亲共分子”正在“帮助共产主义征服中国”，阴谋出卖国民政府”。在美国社会到处弥漫着反共反民主氛围下，右翼势力的代表约瑟夫·麦卡锡应运而起，肆无忌惮地公开指责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他的影响下，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等待尘埃落定”到采取一条孤立、敌视和遏制新中国的外交路线的转变过程。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有力地促进了美国行政当局逐渐改变了不用军事手段阻止中共占领台湾的政策倾向。至此，美国又重新开始对国民党政权全面承担义务，用武力支持蒋介石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随着此后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军事对抗的展开，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逐渐发展为全面的遏制政策。

——摘编自韦长发《麦卡锡主义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材料1954年，中印两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边关系有所改善；之后苏联开始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印苏关系也有明显发展。美国对印度外交的新动向深为不安，1955年1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指出，南亚、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对苏联工业化成果印象深刻，他们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就，而且这一制度也能有效推动他们自己国家的工业化。杜勒斯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的竞争舞台正在变化，美国与自由世界必须准备应付更为严峻的苏联经济竞争。”总统艾森豪威尔指出：如果印度与苏联结盟，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一场政治、战略和心理上的灾难，经济援助对西方来说“是一种最廉价的保险”，美国过去对印度关注不够，政府应改变只向军事盟国提供经济援助的方针，加强对印度的援助。

——摘编自蔡佳禾《肯尼迪政府与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