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94年德国政府发表的《安全政策白皮书》公布了德国新安全战略的三层目标：“保卫德国及其盟国的安全，预防、限制和结束可能危及德国或德国盟国的领土完整与稳定的危机与冲突；建立有利于德国的欧洲安全机制；愿以联合欧洲中一平等分子之地位贡献世界和平”。在安全观念上，德国认为，欧盟是当今世界的重要一极，德国是这一极中的核心力量，一个多极的世界有利于维护和平与稳定。与安全观念转变相适应，德国的安全手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重视运用经济、联盟和联邦国防军等综合国力，建立更具适应性、灵活性的安全体系，在与世界各国的互动中加强安全合作，广泛运用外交、安全、国防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

——摘编自夏立平《三重身份视域下的冷战后德国安全战略研究》

材料一   二战后苏联的目标是具体的，即占领领土。美国所追求的目标则是抽象目标或环境目标，它关心的是世界政治大环境。战后英美法苏对于欧洲的分区管制形成的“四大警察”理念是一种追求“双赢”的理念。而根据囚徒困境模型分析，安全感是达到“双赢”结果的基本要求。而战后美苏之间安全感从未存在过；不光是因为两极格局、东欧真空，更根本的是因为战后形成的两极力量不均衡，又不足以使一方完全支配另一方，因此弱的一方必然奋起而追之，而这又会导致强的一方产生更强的戒心。苏联作为极权主义国家，对美国天生就有戒心，因为其要控制信息的输入来维持政权的稳定。”所以，罗斯福的大国合作之梦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美苏最终还是从合作走向了对抗。

——摘编自袁茵《论冷战的起源——虚假均势、集权主义政体与冷战的爆发》

材料二   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出现众多问题，如资本的配置正在向那些具有资本垄断权利的国家集中；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之间内部贫富失衡问题严重；一些国家主张的所谓民主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民主意义，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动乱；全球面临的生态平衡挑战非常严重等。随着美国霸权在国际体系中不断衰退和新兴经济体的陆续崛起，全球治理由霸权时代的垂直结构逐渐趋于扁平，一元化治理由于国际权力的不断分散开始走向多元的全球治理模式。

——摘编自刘长喜、毛博《全球治理之殇与中国方案》

材料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合作为导向，扩大各国利益的共同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参与全球治理则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将维护自身的国家主导权与优越的国际地位置于首要地位。中国强调各国主权平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美国更多地强调本国的主导作用，追求自身在国际制度中的优势地位。中国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参与全球治理进程，随后逐渐扩展到网络和太空等新兴领域。美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参与面极广。两国进行过有效合作，但中国主张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多边主义。美国则更加偏好单边主义和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注重世界的整体性和全球公益，强调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考虑问题，重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统筹协调。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服从于国家治理需要，更加内向化，倾向本国国内事务。

——摘编自吴志成、李颖《中美全球治理战略比较》

材料二   自一战以来，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先后经历了凡尔赛—华盛颜体系、雅尔塔体系以及后冷战格局三次重大转变。这些全球治理体系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深受资本逻辑和权力政治的驱使，是一种典型的霸权政治和均势秩序支配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基本上摒弃了殖民掠夺的血腥手段，提倡“平等”“合作”“共治”等理念，赋予每个参与主体公平“发声”的权利，但这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全球化时代发展需要的形式和手段而已，这完全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国家利益为前提的，完全是建立在大国之间势均力敌的基础上的。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体系本质上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排他性的“单边治理”体系或“西方治理”体系，全球治理体系正日益暴露出世界权力结构深刻重塑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严重缺失的主体性矛盾和缺陷。

——摘编自殷文贵《批判与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及其变革转向》

材料一   自从奥匈帝国和俄国流通的不是银币而是不可兑换的纸币以来，实行银本位制的德国再与东欧这些国家开展贸易就吃亏了。实行金本位制要求掌握新的铸币技术，工业革命的象征蒸汽机的出现解决了铸币技术难题。英国成为外国融资的主要来源国，德国贸易的大部分资金是从伦敦市场以先令计算进行融资的，因此也就等于一定数额的黄金。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可以免去信用顾虑，原先的货币制度可以视为前统治者的事物加以废除。普法战争中战败国法国支付战争赔款给德国，德国利用这笔赔款换回黄金并铸造成硬币。1871年，德国实施金本位制。

——摘编自[美]巴里·埃森格林《资本全球化：一部国际货币体系史》

材料二   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给美国以极其沉重的打击。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兑换黄金，全面禁止黄金出口，导致金本位制崩溃，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失去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为了恢复世界经济的有序发展，1944年7月在美国的提议下召开了联合国家货币与金融会议，与会的44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行机制是：规定“双挂钩一固定”的世界货币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上下浮动不得超过1%，因此而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黄金美元本位”制度。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资金的配额决定各国投票权的大小。

——摘编自徐蓝《世界近现代史 1500—2007》等

材料三   作为一个永久性的、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中国有足够的地位和权威来影响世界面对的重要挑战。中国发展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经济在某些方面比美国还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在解决全球变暖、艾滋病和能源安全等方面对世界的贡献是非常宝贵的。中国已经崛起并融入了全球资本体系，这使其能够在经济、战略和外交的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从而推动世界走向多元化。美国和中国应该协作解决有关双方共同利益的问题，比如贸易、货币政策、能源和对外援助，等等。

——摘编自[美]弗兰克·萨克雷《世界大历史：62个大事件塑造700年世界文明》

材料一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对苏“冷战”的重要支柱，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北约的未来走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冷战”结束初期，西方国家许多人（包括美国人）都认为北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甚至有人作出“北约即将死亡”的论断。然而，原北约成员国尤其是美国并不甘心北约退出历史舞台。就欧洲安全问题来说，在西方国家看来，北约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其他组织或国家无法替代的。……北约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大支柱……不仅如此，欧洲仍是美国核心利益所在，美国仍需要通过北约来实现其对欧洲局势的控制。此外，将中、东欧纳入西方阵营，不仅会为美国及西欧赢得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和战略纵深，还会对俄罗斯构成有力的制约，有利于美国单极世界秩序目标的实现。因此，美国及其他北约成员国作出了保留北约、改造北约、扩大北约的决定。

——摘编自张建华主编《世界现代史：1900-2000》

材料二   上海合作组织于2001年正式成立，是欧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与经济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奉行平等互利、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及对外开放的原则，旨在促进成员国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促进经贸合作。2017年6月，上合组织完成首次扩员，吸纳印度与巴基斯坦为正式成员国。新成员国的加入，地理活动空间的扩展，议程的扩大，不仅会深刻影响上合组织的内部运行和发展前景，改变各成员国在上合组织和地区内的利益格局，还将重塑整个中亚与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摘编自李亮《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研究：过程、影响及其应对》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代表耆英在与英交涉时，曾在奏折中提出：“务求上持国体，下顺夷情，通盘筹算，以为永绝祸根之计”的外交建议。而在1843年初，两广总督耆英和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先后上折提出“与其守旧章致我棘手，莫若因势利导，一视同仁”。他们的意见和应对之方，触动了道光帝求和自保的心态，于是宣布“自应于俯顺夷情之中，示以限制”。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国内外矛盾及压力的双重打击下，逐渐与西方靠拢，洋务派的兴起并取得外交实权，最终促成合作政策并肯定了条约体系。深层次则体现了清政府天朝中心观的动摇及近代世界观的产生。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授权李鸿章与列强商谈议和，提出“量我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求和的原则，表明大清帝国从此在事实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

——摘编自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的转型》

材料二   冷战终结后，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中盛行着如下一种心态：冷战结束了，美国胜利了，现在是美国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时候了，主张美国应该保持其行动自由和战略独立性，远离外部冲突和战争的新孤立主义。然而，共存于世界环境中，当一些地区发生战争把美国及其盟国连接起来时，美国的一部分人则主张尽可能地采取国际多边行动，尤其是联合国在协调威慑和打击侵略方面应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另一些派别认为，美国要聚集起足够的力量和意志来保持国内和国际和平，保持美国作为单极世界中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海外平衡正是一种适应正在出现的多极化世界的战略。还有一些支持者对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感到乐观，认为美国今天是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它“享有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具有霸权影响力和权威，因此要研究如何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

——摘编自任晓《冷战后美国重塑外交战略》

7 . 材料   在越南抗法、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对越南进行了全面无私的援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1973年越南抗美战争胜利后，越南为谋求地区霸权不断挑起边境冲突，并大肆迫害、驱逐越南华侨和华裔越南人。1978年夏天，越南共产党四届四中全会竟把中国列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并叫嚣打败中国。1979年2月中旬，中央军委命令广西、云南的边防部队对越军进行自卫反击作战。我军连续打下同登、谅山、禄平、高平等20多个越南城镇和战略要地，使越南战略纵深门户洞开，给予越南侵略者以严厉的教训和惩罚。从3月5日至16日，我边防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全部撤回中国境内，取得了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重大胜利。

——摘编自张健国《新中国边境上的自卫还击战》

材料一 这一时期的……政策使得苏俄的工业生产、物资供应、民心汇聚达到了一个空前集中的状态，起到了……抵御帝国主义侵略、镇压国内反动叛乱的作用……不过，随着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这一政策的弊病愈加凸显……不仅没有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物质产品极度匮乏，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矛盾也不断激化，以至于引起十月革命的主力军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垮台的多重危机。

——摘编自韦光波、朱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对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启示》

材料二   经济危机下的大国选择大事年表

——根据李世安《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特里芬难题”》等整理

材料三 以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对我国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7月 21日）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国内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制度优势显著……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我们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8月 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