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隆中对》提到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实为“南抚北抗”，是为化解后顾之忧的长远整体战略构想。诸葛亮对西南地区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经营方略。诸葛亮在用兵西南边地的过程中，如对孟获“七擒七纵”，是以恩威并重的方法来争取人心的认同，是一种刚柔相济，以兵示刚，以德示柔的“威德”型治边模式。史载“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可见“以夷治夷”也是诸葛亮采取的治边方法。“以夷制夷”与“攻心为上”的方法相互配合，不仅争取了更多的边地人心的认同，实现了“彝汉相安”的治边目的，也使蜀国内部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稳定局面。诸葛亮治下的蜀地及其南面边地“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

——摘编自张新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材料二   中华民国统治时期，孙中山于1919年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开发边疆、发展边疆经济与文化的计划，是民国时期现代边政思想逐步形成的一个标志。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边疆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份整体规划。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管理边疆事务时采取一系列笼络和羁縻少数民族上层的措施和政策，包括各种优待条例，如保留盟旗制度、世袭封爵的王公制度、土司制度等，对稳定边疆社会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南京临时政府的《殖边银行则例》，北洋政府的《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垦辟蒙荒奖励办法七条》和《边荒承垦条例》，国民政府的《移民实边案》《边疆移垦办法大纲草案》等等，都是专门针对移民垦荒制定的。

——摘编自方素梅《中华民国时期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

材料一   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并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新中国成立后，以“一边倒”为重点的外交使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还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但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

——摘编自胡新民《毛泽东开创新中国和平外交事业》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国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了突出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外交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不断完善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我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同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联结了遍布全球的“朋友圈”。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并展开广泛合作。

——摘编自夏自魁、骆乾《深刻理解新时代在外交工作上取得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