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人口变化密切相关。唐朝至明朝的城市化率都在10%左右，而战国时期城市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高达20%，唐代城市总数在1000个以上，宋代新发展起来的城镇有80处，拥有10万户的城市由唐代的10余个增加到40个，明代大中城镇数量增加到1000个，而世界人口城市化率在1800年仅为3%。1834年，中国关内的18个省共有城镇中心地1653个，城镇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5．1%，这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相比，则毫不逊色。
——马侠《中国城镇人口迁移》
材料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率从1843年1．0%上升到1893年的6．0%，而世界人口城市化率在19世纪40年代初到本世纪40年代的一个多世纪里，已经从5%上升到28%，其中发达国家有半数以上人口从乡村转移到了城镇。1800年，全世界人口最大规模也就是百万人左右，而且数量很少，西方城市根本没有一个超过100万人口，伦敦最大，也只有959310人。但是到了1900年，出现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11个，其中包括柏林、芝加哥、纽约、费城等在内。
——何一民《城市发展周期初探》
(1)依据材料一说明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特点。
(2)依据材料二分析近代中国人口城市化趋势，并结合所学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 A．国家的重视与支持 | B．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
| C．国民经济结构优化 | D．科技封锁激发活力 |
| A．得益于标准化生产技术的萌发 | B．表明民众主导城市建设 |
| C．使城市逐步成为科技文化中心 | D．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 |
材料一 14至17世纪中期，伦敦先后爆发过20多次大小瘟疫。面对最初的黑死病疫情，教皇亲自设计弥撒驱逐瘟疫，教会则通过教堂担负起医疗救治的责任。政府规定严禁曝尸街头，死者必须深埋；限制出入病疫区。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传染嫌疑的房屋及家具要通风熏蒸、曝晒消毒，并向民众普及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英王对疫病重灾区免除征税，同时发布公告严控伦敦城内的屠宰活动，禁止污血流入街道或泰晤士河。随着疫病的扩散，政府进一步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推进医疗的正规化进程，并新建或重建多家医院。城市也开始设置清道夫清扫街道。到了16世纪，关注公共健康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摘编自魏晨光《从黑死病反观14—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 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 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全国城乡人口逐步上升。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4—17世纪英国应对疫情措施的背景并说明“卫生革命”的意义。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英国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防治的特点及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