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北京政府时期关于《商会法》的争论商会是近代中国最早得到法律承认、由商人精英组成和领导的新式社团。1913年1月，以“联合商界，振兴实业”为宗旨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正式成立。1914年，“因奉天商会联合会干预税务条陈，总统府拟取消联合会，并严格监督各商会”，颁布《商会法》。于是全国各地商会群起反抗。

政府指出，《商会法》“既经公布，根本业已变动，凡从前部准章程不在法律所规定者，当然一律无效”。而商会人员认为若“无全国商会联合会，则各省商人只知故步自封……难言利源广辟”，《申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又当商战剧烈之时，欲谋商务之振兴，实业之发达，非有全国商界集合团体为之联络研究进行”。

根据规定，行政各级官厅对于农工商会往来公文一律用“令”“批”，这实质上是将商会贬为行政官厅的属员，是各级行政官厅“微员职皆得令之……事权薄弱，商民势必被豪官猾吏鱼肉摧崩”。《商会法》对清末成立的各省商务总会只字未提，只承认本政府管理后成立的合法商会，并裁撤各省在清末抵制美国货、收回利权等斗争中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商务分会。经过多番斗争，大总统批示同意允许其进行自我改组，在争论中，有的商会强调“商情变化，与普通行政不同”，要求仍沿袭清末的旧例，“地方官厅对于商会有保护之责，无干涉之权”。还有的商会则揭露说，《商会法》规定“商会无一事不须秉承地方长官，层递周转，前清专制尚且祛除此种抑压，民国共和竟有此变本加厉政体”。

经过多番交涉以及袁世凯欲得到商界支持，这场斗争最后以商会的胜利而告终。

——摘编自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

材料一   上海自元朝以来就已经是一个县城。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变成一个关键地点。各国领事在1854年7月就与吴道台制定了一项《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规定领事每年应召集土地出租人开会，讨论的事项有修筑道路、码头和桥梁；对这些建筑进行维修和打扫；提供适当的照明设备和排水系统；建立一支警察队伍；等等。由此，在上海的外国人建立了一套新制度。如图为近代上海租界图。

——摘编自【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材料二   至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就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19世纪后期曾任上海副领事的阿连壁这样说：“人们对上海也许可持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可能把上海看作一个巨大繁忙的港口，它的贸易对整个文明世界，特别对英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二种看法则是把它看作必须向中国普遍引进外国式的文明和进步的先驱。上海不仅输入西方商品，而且输入西方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成为中国工业中心之前，贸易（尤其是国际贸易）对上海的发展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有决定性的影响。

——摘编自仲伟民《鸦片战争后茶叶和鸦片贸易与上海城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