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二战后，法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资料显示，法国的城市化率由1946年的53.2%迅速增长到1975年的72.9%。同时，该时期也是法国乡村建设与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现代化得以实现，乡村设施大为改善，城乡差距显著缩小，乡村多元化功能更加显现。乡村的发展对推动法国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和乡村功能拓展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节选自《法国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乡村政策演变与乡村功能拓展》

材料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为中国人口城市化的正常发展时期。1953年，随着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业化的启动带动了人口城市化的发展。1957年底，中国非农业人口达9949万人，其中，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达1500万人，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15.4%。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分析》

1957年，中国农民入城风气达到高潮。当时正值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关键时期，阻止农民流入城市成为全国上下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严厉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农村人口迁往城市。

——摘编自《现代中国户口迁移制度变迁的经济因素》

材料一   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之更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资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我们若把分裂性及阶级性，认为封建社会之两种主要特征，则宋代社会可说是距离封建形态更远了。然而正为此故，遂使宋代社会，在中国史上，显为最贫弱，最无力，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地摆在偌大一个广阔而平铺的社会上面，全国各地区，谁也没有力量来推动一切公共应兴应革的事业，像水利兴修，道路交通……一到金胡南下，中央政府崩溃，社会上更无力量抵抗或自卫……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   市民性社会或者也称市民社会，首先是基于新市民阶层的基础之上……为此它需要特定的机制：市场、批判性的舆论、拥有宪法和议会的法治国家。在这个社会政治性的目标中包含了一个新的生存蓝图，它立足于工作、成就和教育（而非出身），立足于理智和对理智的公开运用（而非传统），立足于个人竞争以及伙伴式的共同体之上，它批判旧政体的核心元素；反对专制、反对世袭特权、反对等级的不平等、也反对教会——宗教原教旨观念。该计划虽然植根于新形成的市民阶层，但它却趋向于一个针对所有人的计划，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模式，它基于全体市民——公民意义上的全体市民——的自由、平等和参与（编者注：本文是尤尔根柯卡对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德国市民阶层和市民性的探讨。）

——节选自尤尔根柯卡在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演讲稿